三、会试正考官

五十二年三月初六日，亦即参试举子领卷入闱之前两天，有旨“以礼部左侍郎蓝应元为会试知贡举，大学士王杰为正考官，刑部左侍郎姜晟、内阁学士瑞保为副考官”〔7〕。按照《钦定科场条例》：当日早晨，乾清门侍卫捧旨前至午门，交内阁大学士当场拆封，同监察御史宣旨唱名。除上述四人外，所有在名单上的内外帘官，各自携带朝服行李前往听宣，尔后不得逗留，不得再回家，即日进入贡院。

朝廷对会试主考的选择极慎重，王杰此前曾两任乡试考官，两任会试副考官，一任武会试副考官，这是他第一次担任会试的正考官。本届礼部会试照例由四人组成领导班子，捋一捋其他三人的来历，也很有意思：

所谓知贡举，即总管考场事务，督察收卷、弥封、誊录、对读等环节，但不负责阅卷录取之事。蓝应元为福建漳浦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一年后散馆授予翰林院检讨，王杰则以修撰入馆读书；而三十二年应元丁忧还乡，正值王杰任福建学政期间，存在着交往的可能。但二人均不喜东拉西扯，搞关系走捷径，应为君子之交。这次会试，一掌外帘，一主内帘，配合得很默契。

副考官姜晟，精强明练，走的是另外一个路数：三十一年进士二甲前列，未入庶常馆，直接分到刑部，“素称能员”，很快升为郎中，两次京察皆在一等，升江西按察使，仅数月即擢为刑部侍郎。而就在担任副考官几日后，皇上命姜晟接任湖北巡抚，待会试出榜后，即至御前请训，前赴新任。

另一位副考官瑞保，为乾隆四十年乙未科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检讨。王杰为该科副考官，与之有师生关系。瑞保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在翰詹大考中列二等，升侍读学士，半年后再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也属于皇上高看一等的人。

本届会试又当大挑举人之年。这也是乾隆帝登基后的制度创新，即每隔六年，由礼部将历经三科未能考中进士的举人分省造册，注明年岁，先交吏部分批验看，再奏派王大臣共同挑选，列在一等者试用知县，二等为教职，称为大挑。三月十六日，副都御史刘权之奏称上届大挑，于十日之前就预行派出主事王大臣，时间较久，容易发生弊端，建议于前一日奏派，并令王大臣等闻命后即至朝房集中住宿。皇上认为所奏有理，命军机大臣会同吏部妥议具奏。经军机处议奏，主事王大臣可于前一日奏派；但朝房在午门之外，乃官员人等出入必经之处，请派满汉御史各二员，负责监视稽察，并令步军统领衙门会同五城御史，一体严密访查。看似郑重其事，其实也是朝政腐朽的一种表征，即制度的琐屑细密和层层加码。最后由乾隆帝钦定：大挑在午门内举行，所有奉派王大臣俱在内阁住宿，并添派护军统领一员负责稽查。二十一日，又决定在会试发榜前举行大挑，以免外省举子在京守候过久，使之得以尽早回乡。

四月十日，礼部发榜，本科有一百三十七人上榜，会元为顾钰，江苏无锡人。蓝应元上奏，称本年参加会试的举子“九十岁以上者七名，八十岁以上者三十七名，七十岁以上者九名”，皆考完三场，未能中试，建议给予恩典。弘历一向将这些庞眉皓首的老年举子视为“升平人瑞”，除去经过大挑已有官职者，降旨加恩赏给九十九岁的李宏道翰林院编修衔，其余八十岁以上者俱赏给翰林院检讨衔，七十岁以上者俱赏给国子监学正衔，以示嘉惠耆儒之意。

会试之后还有殿试，考策论一篇，本届的试题核心在于邪教问题。近些年各地秘密教会频发，鼓动民众反对官府和朝廷，台湾的林爽文起事，更引发乾隆帝的警惕，本年殿试即以此为题，曰：

昔先王设奇邪之禁，严左道之诛，立法綦详，诚以邪说诬民，易于荧惑，非豫遏其萌，恐为世道人心之患也。我国家化泽涵濡，士大夫读书明理，自不为异论所移。至乡里愚氓或诱于罪福之说，奸黠匪徒或借为箕敛之术，自捍法网者间亦有之。如概从禁绝，则祈报蜡社，皆将为胥吏需索之端；若虑其滋扰，不为区画，又恐日累月积，久且草蔓。今将为杜渐防微，清源正本，使人人知礼义之维，而谩妄之言不能蛊其视听，其何道之从焉？〔8〕

真应该让那些对科举制一概抹杀的人读读，这样的策论题，既切合时政，面对的是现实中重大问题，又坦言朝廷决策的两难处境，要求试子提出解决之道。

本届殿试以大学士阿桂、嵇璜，卿贰阿肃、胡高望、刘墉、纪昀、彭元瑞、李绶为读卷官。会试第一名顾钰仅列于三甲，应是没有考好，顶着一个“会元”的名号，也是巨大压力；且策论不易，就像前面引录的文字，光靠有才情或读死书，是难以得到高分的。而到了朝考阶段，顾钰的状态又有所回升，选为庶吉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