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筠的建议
早在乾隆八年四月，弘历亲自为“翰詹大考”命题时，就提到了“四库”一词。谕旨称：近年来常听说翰林院、詹事府官员终日饮酒赋诗下棋，不知刻苦读书，“而四库五车，鲜有能究心者，将何以华馆阁而垂来叶哉！”〔2〕四库五车，指的是翰林院的丰富藏书，皇上对那些个编修检讨不能沉潜拜读，表示了严重不满。
四年后，遵照御旨重新校订的《十三经注疏》和“二十一史”刻成，弘历为两书写了序言，“七录之目，首列经史，四库因之”，再一次提到“四库”，可知在他心中分量之重。他对两部巨著的完成很开心，说“二十一史”可与《明史》“合之为二十二史”，“夫史以示劝惩，昭法戒，上下数千年治乱安危之故，忠贤奸佞之实，是非得失，俱可考见。居今而知古，鉴往以察来”。〔3〕这种见解，与他遍阅典籍和治国理政的双重经历相关联，一般的读书人较难悟出。
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乾隆帝前往天坛举行祈谷礼，照例要在南郊斋宫住一夜（礼制上规定的“斋宿”），静中读书，忽有所思，发布谕旨“命中外搜辑古今群书”。弘历希望收集“逸在名山，未登柱史”的著作，而排除流行的举业时文、族谱、尺牍、屏幛、寿言之类。他传谕各地督抚会同学政等“加意购访”，开列目录，注明作者和编写提要，奏报给朝廷，经廷臣检核后，再开单通知将哪些呈送京师。弘历还特别指出：凡取之书店的要付钱，私家所藏孤本可借抄，抄完将原本归还，不得借此巧取豪夺，滋扰百姓。〔4〕而十个月过去了，各地未见动静，皇上有些生气，再次下旨督催，并对北五省和江苏、浙江点名批评：北五省因距离京师较近，理应及时反馈；江浙之地则因书坊书肆众多，藏书家也多，在弘历看来难度不大。
王杰时在浙江学政任上，所在省份被皇上点了名，很想知道他的反应，但没有找到相关奏折。原因也简单，搜辑遗书虽也要求学政参与，但主持者是总督巡抚。而浙江巡抚刚进行了调整，继任的熊学鹏赶紧回奏：搜辑遗书的旨意下达时，前任巡抚富勒浑立即与学政王杰“饬行各属，遍加晓谕，悉心咨访”，布政使王亶望在杭州设立公局，延请在乡丁忧的翰林院侍读沈初主持，并从教职内挑选了几位学问好的担任校阅，但还未正式开办，富勒浑就升任闽浙总督离去。他说自己抵任后即下令开局，目前已选出图书第一批五十六种，依照规定呈报。〔5〕熊学鹏为雍正八年进士，政坛老资格，此事本应与王杰联名上奏，却一人揽了下来。其奏折中多少有一点暗示，即学政不是太给力，皇上没有追问，王杰也没有单独密奏。
政坛上自来规矩甚多，不到位不行，越位也不行。搜罗古今图书之事虽与学政的职责密切相关，但皇上深知光靠督学很难推行，是以交各省督抚牵头，学署就成了协办单位。但也有一人敢于上言，他就是安徽学政朱筠，朱筠是乾隆十八年中进士，久任翰林，对朝廷搜寻遗书之举极为赞同。朱筠奏报，去冬抵任后即留心访求，按临各地也要求学官以及生员推荐，已得到方以智《通雅》、方中德《古事比》、江永《礼经纲目》《周礼疑义》、戴震《考工记图》《屈原赋注》等〔6〕。他还于另折提出四条建议：
（一）应先查旧刻本与抄本；
（二）要重视金石之刻和图谱之学；
（三）中秘书籍如《永乐大典》收录古书极多，世所罕见者往往能从中发现；
（四）著录校订应并重。
朱筠最后写道：
臣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恭俟乙夜之披览。臣伏查武英殿原设总裁、纂修、校对诸员，即择其尤专长者俾充斯选，则日有课、月有程，而著录集事矣。〔7〕
乾隆帝阅后，特别重视《永乐大典》内保存大量罕见古书的说法，立即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再从翰林院挑选一批人，“将原书详细检阅，并将《图书集成》互为较核，择其未经采录而实在流传已少、尚可裒辑成编者，先行摘开目录奏闻，候朕裁定”〔8〕。弘历实乃读书知书之人，读了朱筠的奏折，立刻明白收藏于翰林院的《永乐大典》就是一个最大的典籍宝库，调集众人仔细翻阅，并与《古今图书集成》中收录者相比勘，初选后开列目录上报。朱筠奏折中举荐的戴震等人也被召来，一个载入史册的文化过程，就此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