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子之怒

五十四年（1789）二月的最后一天，乾隆帝从圆明园回至紫禁城，接下来的几天里，要前往历代帝王庙和大高殿行礼，然后是御乾清门听政，至先农坛行耕耤礼。此一年弘历已七十九岁高龄，仍更衣下田，躬耕三推始登上观耕台，命众皇子与王大臣等扶犁播种。次日为三月初六，临近会试考期，有旨“以兵部右侍郎伊龄阿、户部右侍郎汪承霈为会试知贡举，大学士王杰为正考官，礼部右侍郎铁保、工部右侍郎管干珍为副考官”〔16〕。乃因明年为乾隆帝八旬万寿，特开恩科，正科提前一年举行。

比起上一届礼部会试的主试班子，知贡举与副考官都换了，未换的是王杰这个主考官——没有别的原因，由他主考皇上放心。

弘历本打算初八日巡幸盘山，因有雨雪，决定推迟到初十起驾。大约是得了些空闲，他让人拿过尚书房师傅当值门单来看，发现“自三十日至初六日，所有皇子皇孙之师傅，竟全行未到”，遂勃然大怒，立马叫来小儿子永璘，当着军机大臣及刘墉等人询问，然后颁发谕旨，曰：

如系阿哥等不到书房，以致师傅各自散去，则其咎在阿哥，自当立加惩责。今据皇十七子奏称“阿哥等每日俱到书房，师傅们往往有不到者，曾经阿哥们面嘱其入直，伊等连日仍未进内”等语，皇子等年齿俱长，学问已成，或可无须按日督课。至皇孙、皇曾孙、皇元孙等正在年幼勤学之时，岂可少有间断？师傅等俱由朕特派之人，自应各矢勤慎，即或本衙门有应办之事，亦当以书房为重。况现在师傅内多系阁学翰林，事务清简，并无不能兼顾者，何得旷职误功，懈弛若此？皇子为皇孙辈之父叔行，与师傅等胥有主宾之谊，师傅等如此怠玩，不能训其子侄，皇子等即当正词劝谕；如劝之不听，亦应奏闻。乃竟听伊等任意旷职，皇子等亦不能无咎。至书房设有总师傅，并不专司训课，其责专在稽查，与总谙达之与众谙达等无异。师傅内有怠惰不到者，总师傅自应随时纠劾，方为无忝厥职。今该师傅等竟相率不到至七日之久，无一人入书房，其过甚大，而总师傅复置若罔闻，又安用伊等为耶！此而不严加惩创，又复何以示儆？〔17〕

乾隆帝已默立皇十五子永琰为储，为何不问永琰而问永璘？此处正可见其处事之周密：永琰为储君，自不宜做此等告御状得罪大佬之事；而这个永璘天生有几分二杆子，什么话都敢说，涉及谁都敢说，问他最能得到实情。

乾隆帝五世同堂，此时的尚书房不光有皇子、皇孙，还有皇曾孙、皇元孙，可谓济济一堂。尚书房规矩极严，每天寅时学生先到，温习满汉课文；师傅则在卯时赶到，申时才可以下班。皇子等每年只有元旦和本人生日才可放假，其他时日必须坚持来读书，偶尔离开时要征得师傅的同意。而师傅的出入，也要告知内左门管门太监登记，以备核查。早在乾隆二十年正月，一日午后弘历闲行至尚书房，没听到皇子的读书声，发现半数以上的师傅不在，检查功课也不满意，下旨将嵩寿、蔡新、奉宽、程景伊等一律罚俸三年。后来皇八子永璇私自从圆明园回城，皇四子永珹清晨参加祀典后未回尚书房学习，弘历得知后均严厉训斥，复命永璇将训诫之谕抄录下来，悬挂于尚书房，是以皇子皇孙皆长了记性，不敢随便离开。而处罚尚书房众师傅之事已过去三十五年，早被忘得干干净净，因皇上平日住圆明园，师傅便会有些偷懒。令弘历没想到的是，居然连续七天，一个师傅也没有来，一个总师傅也不来检查，立即大发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