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里的“金瓶梅讲座”

和珅幽默风趣，读书多又喜欢显摆，掌领军机后做法与阿桂大为不同，使这个一向肃穆的地方热闹起来。王笃《两竿竹室集》中有一则记载，说的就是和珅在军机处开讲《金瓶梅》被王杰当面嘲讽之事，写道：

蒲城家省厓相国谓予曰：昔文端公在军机与和珅同列，遇事忿争，怒形于言，人多为公危，公亦以同事龃龉，非协恭之道，屡乞解罢枢务，而高宗不允。不得已数请病假，有至五月之久者，高宗知公深，不之责也，痊即仍入枢垣，故当时有“三进军机”之说。

文端公，即王笃的祖父王杰；而“蒲城家省厓相国”，乃道光朝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字省厓，陕西蒲城人。王鼎乃王杰在家乡的好友之孙，中进士后多蒙其奖掖，执晚辈礼，这个故事应得自王杰口述。文中对于当日军机处（即枢垣）的描述很真切：和珅恃宠骄纵，在朝廷内外呼风唤雨，王杰虽不买账，可也不愿成天吵吵嚷嚷，故多次上疏求退，不批准就请病假。乾隆末年至禅让前期，内阁首辅兼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常患病休假，次枢和珅主持枢阁机务，巴结讨好、依附趋奉者甚众，董诰、刘墉、纪昀等资深大员亦避其锋芒。此处说王杰虽“遇事忿争”“怒形于言”，心下仍不自安，请辞复请假，应是真实可信的。

接下来的话，也出自王鼎之口，说的是和珅在军机会食时开讲《金瓶梅》之事——

又言：一日诸公在军机会食，和相谈论风生，语近谐谑，文端厌之，起就别案，展纸作字。和言已，众冁然，公独若不闻者。和颔之，顾问公曰：“适所谈之故事，王中堂知出于何书？”公曰：“不省也。”和曰：“出在《金瓶梅》上。”公艴然持笔，拍案厉声曰：“此等混账书，我从来不兴看的！”和惭而哂，曰：“天下岂皆正经书耶？”由是衔之益切矣。〔23〕

军机会食，指在直军机大臣一起共进工作餐。和珅是在乾隆四十一年春入军机的，年仅二十六岁。逾十年之后，王杰始以兵部尚书兼军机大臣，位次排在和珅之后。两人同在枢垣长达十二年，跨越乾嘉两朝，此事发生在什么时段？推测应在阿桂病重之际。军机处本为机要缜密之地，大员素来崖岸自高，不苟言笑，即便是封疆大吏来京也不与私下接触。而和珅管事后风格一变，历来肃静的军机处喧闹起来，入京外臣熙熙攘攘，王杰等正臣很不习惯。和珅与人相见喜欢开开玩笑，借以笼络人心，亦借调侃对方抬高自己，此时又公然在军机处大讲起《金瓶梅》来，毋怪王杰勃然作色。

此事乍看有点儿不可思议，实也不足为奇。不是说《金瓶梅》曾长期被禁毁吗，不是说顺康两朝颁布了禁毁淫词小说的律例吗？实则多为民间之禁，卫道者之禁，也有地方官府之禁，尚未见清帝下旨将该书明确列入禁毁名单。而另一个方面的证据是：康熙四十七年，内翻书房即将《金瓶梅》译成满文，刊刻印行。早期的翻书房多由皇帝交办译项，职司綦重，位于隆宗门内北房（即后来的军机直房），似也有理由推测康熙帝读过此书。《啸亭续录》卷一：“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栉字句，咸中綮肯，人皆争诵焉。”〔24〕足以证明此书在满洲勋贵中之流行。和珅读的是满文版还是汉文版，根据现有资料难以认定，但通晓四种文字的他两个文本都能阅读。其在军机处吃饭时引为谈资，在别的场合也会谈到，应无疑议。

王鼎转述这段往事，王笃记下这次交锋，自是以大贪官和珅为反衬，塑造王杰的醇儒形象。王杰立身诚敬，风骨气节凛然，由此事也得以呈现。可也不得不说，王杰未经亲自阅读，仅据耳闻，就将《金瓶梅》斥为“混账书”，对文学的感觉还不如老和。其也反映了儒学正统人士对该书的评价，一种当时的主流观念，无他，仍是将《金瓶梅》目为淫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