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门客江藩

偏激，实乃古往今来不得志读书人的一个通病。

洪亮吉就是一个偏激之人。殿试得中一甲第二名，钦授翰林院编修，还能说不得志吗？可对自视极高的他本人而言，也真可称不得志：只有过短短一段春风得意的日子，担任乡试副考官，提督学政，可很快就发现苗头不对，辞职还乡；待嘉庆帝亲政，和珅被诛，急急返回京师，仍是一介编修，一腔经世济民的大才无处施展，情何以堪！历来做官与做事都要看机缘，可偏激的性格使之无法隐忍，也不愿意等待。他又拿出那个请假的招数，没想到一请即准，向来亲近的座师王杰、朱珪等皆未挽留，于是便剑走偏锋，上疏论证——实在是不愿意无声无息地离去也。而为了引起皇上的注意，他在疏章中竟然依据街谈巷议，明指颙琰贪恋女色，设若在乾隆朝，怕是真会掉脑袋的。

至于江藩，因为一生不得意，性格比洪亮吉还要偏激，时而会与别人发生摩擦。江藩，号郑堂，祖籍安徽旌德，自幼生长于扬州甘泉，为惠栋的再传弟子，也曾拜在朱筠门下，阮元称其“淹贯经史，博通群籍”，而科举不利，到了只是一个监生。此人性情豪放，能诗文，喜饮酒，还练过一点武功，面酣耳热之际常自诩超过唐宋八大家，更喜爱臧否人物。其性格与王杰似乎格格不入，可经阮元介绍，王杰爱其才学，怜其飘零，诚恳聘之为幕宾。江藩如闲云野鹤，来去随意，伊秉绶称“郑堂馆韩城王文端公邸第二十年”〔16〕，应有较大浮夸，而三至京师，都住在王杰府上，也是事实。后来缪荃孙撰《江藩传》，曰：

江藩，字子屏，江苏甘泉人。监生。少受业元和惠栋、吴县余萧客、江声，博综群经，尤熟于史事，性不喜唐宋文。每被酒，辄自言文无八家气，人目为狂，不屑也。幼蓄书万余卷，岁饥，尽以易米，作《书窠图》志感，一时耆宿题咏殆遍。曾恭撰《纯庙诗集注》，由大学士王杰进呈，恩赏《御制诗五集》。后谕召对圆明园，值林爽文陷台湾报至，遂辍，人惜其遇。〔17〕

所记江藩为乾隆帝《御制诗五集》做注一事，也明显存在错讹，且夸张的成分更大。弘历一生诗作宏富，陆续编纂刊行，其《御制诗四集》收录至乾隆四十八年的作品，而《御制诗五集》则是此后至六十年年底之作，也只能在此之后才会最后编成，与发生在五十一年年底的台湾林爽文事件压根儿扯不上关系。

王杰在南书房的日常事务之一，就是为乾隆帝整理誊录诗稿，也顺理成章地主持第五集的编印事宜。弘历素喜以经史典故入诗，亦随笔议论时政，记述军国大事，编纂时应酌加注解。这恰是江藩的长项，王杰请他做一些查找核订，应是有的，但不会太多，更不会将此事全交给他。《御制诗五集》卷首进呈表系王杰、孙士毅、董诰三人联衔，可知王杰虽主其事，却非独自承担，与孙、董二人会有分工，下面还会各有几名翰林官员做助手。兹事体大，容不得半点差错，参与各臣皆亲力亲为，江藩等人充其量是助手之一而已。

所谓“恩赏《御制诗五集》”，应是赏给王杰，而非江藩；“召对圆明园”云云，则大半出于虚夸。此时虽有内乱，而太上皇帝举重若轻，并未因此乱了方寸，若定了召见便不会取消。缪荃孙的记述乃摭拾前人之言，而源头应该是江藩酒后吹嘘，唇天齿地，辗转传播，便成了这个样子。缪荃孙为光绪二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民国初任清史馆总纂，一代大家，没想到也着了道儿。

即便是这样一个性情褊急、喝点酒就会吹大牛的江藩，因为确有些真才实学，王杰对之很看重，很礼遇，也很有可能曾对太上皇提及，便被夸大成召对圆明园。而由此折射出的一个饱学之士的失意，及其在酒精作用下的精神幻象，倒是真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