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发了一个飙
嘉庆元年十月初六日，公元1796年11月6日，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因中风去世，而刚刚三十六岁的颙琰在御门听政时突然发了一个飙，矛头直指刘墉等几位老臣，措辞严厉尖刻，一点儿不留情面。
事情起于当日的召见，吏部推选的浙江处州知府戴世仪，不知是紧张还是心虚，表现得手足无措，应对皇上垂询也是驴唇不对马嘴。嘉庆帝即位以来，召见引见官员乃常朝之大项，阅人渐多，已练就一双锐眼。在皇上跟前适度紧张，本不是什么大事，有时还显得忠厚老实，可这位戴兄在慌张中透着庸劣。再看其履历单，系捐纳出身，更让颙琰心中生嫌，认为不可担当一府之责。戴世仪退下后，颙琰问陪同在侧的吏部尚书刘墉印象如何，答以“尚可”。嗣皇帝素以谦谨宽缓示人，闻此勃然而怒，当场发作。实录里留下这样一段谕旨：
大学士缺出久逾匝月。现在各尚书内，若以资格而论，则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人俱较董诰为深。但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即如本日召见新选知府戴世仪，人甚庸劣，断难胜方面之任，朕询之刘墉，对以尚可。是刘墉平日于铨政用人诸事全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即此可见。彭元瑞不自检束，屡次获愆，纪昀读书多而不明理，不过寻常供职，俱不胜大学士之任。董诰在军机处行走有年，供职懋勤殿，亦属勤勉，着加恩补授大学士。至王杰因患腿疾，久未入直，现在军机处汉大臣止有董诰一人，着左都御史沈初在军机处学习行走。朕于用人行政悉秉大公，考绩程材，无不权衡至当。刘墉、纪昀、彭元瑞皆当扪心内省，益加愧励！〔6〕
一段话包容甚多，信息量极大，涉及官员层级亦高：由一个四品知府的选任，联想到正在进行的内阁大学士补选；由对刘墉一人一事的不满，牵连到当朝的好几位大臣；再由内阁扩展到军机处的人事变更，扩展到对军机大臣董诰的擢升，以及左都御史沈初进入枢垣。也正是由于这番话，我们得知王杰此时因腿疾请假，暂不参与在军机处的值班，已是置身决策圈之外。
太上皇帝不是说过“大事还是我办”么？这样的顶级人事调整当然是大事，不属于子皇帝决断的范围。
两年前阅读及此，颇觉不太像子皇帝口气，也太不符合颙琰低调谦和的风格。再看《清史稿校注·董诰传》，有“高宗谓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人皆资深，墉遇事模棱，元瑞以不检获愆，昀读书多而不明理”一段〔7〕，虽不知何所依据，倒也有几分信真。今人著作如《清史编年》等，也将这些话列为乾隆帝所说。可此一番评说朝中大员，明确说出于谕旨，而非太上皇帝的敕旨；明确列入《清仁宗实录》和《嘉庆帝起居注》，而非《清高宗实录》。若指为上皇所说，也有些难以解释之处。
任何话语的出现都会有一个语境。此事的引发，在于中层官员的召见，这一类辛苦活上皇照例是不管的。在《嘉庆帝起居注》中，对之记叙略详：
初七日己卯，内阁奉谕旨：本日召见新选处州府知府戴世仪，本出捐纳，人甚庸劣，应对全不明晰，岂可胜方面之任？戴世仪着留部在员外上学习行走，以资造就（若好着该部堂官奏请外用）。所有浙江处州府知府员缺，着王绩著补授。〔8〕
荣晋新职，赴京接受皇上召见，是一种荣耀、一个机遇，但也是一道致命关卡。如这位戴世仪，巴结到这一层，白花花银子不知送出多少，眼见到手的一个肥肥的知府，说没就没了。颙琰还算宽仁，或也懂得人家的官是用银子买的，另给了一个员外郎的差事。若换了乃祖乃父，没准还要严旨追查，查得戴兄鸡飞蛋打。
接下来的一道谕旨，才说到刘墉等三人，认为刘墉一向不能实心任事，并以召见戴世仪为例：
即如本日召见新选知府戴世仪，人甚庸劣，断难胜方面之任，朕询之刘墉，对以（也）尚可。是刘墉平日于铨政用人诸事全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即此可见。彭元瑞不自检束，屡次获愆，纪昀读书多而不明理，不过寻常供职（人所不数上列者，尚觉不及刘墉），俱不胜大学士之任……朕于用人行政悉秉大公，考绩程材，无不权衡至当。刘墉、纪昀、彭元瑞皆当扪心内省，益加愧励（莫谓朕不知人也）！〔9〕
以上两处引文皆见稿本，括弧内文字为删改之处，真实度很高。问题在于，其出于嗣皇帝之口虽无可怀疑，但一定就是颙琰的真实想法么？
内阁大学士的补选，是上皇禅让后的一件痛事，亦一件难事。该年五月，弘历的第一爱将福康安卒于苗疆，六月下旬老臣孙士毅卒于四川。两人皆以内阁大学士兼任总督，接连故去，令太上皇帝极为震悼。内阁连出两缺，可是将身边大臣扒拉来扒拉去，觉得难有合适人选。颙琰说到的刘墉、纪昀、彭元瑞，都在上皇考虑斟量之列。而所指三人的各自缺陷，应也不无依据，又有一些过分：刘墉为名臣刘统勋之子，经历宦途沉浮，清操不染，而遇事有些态度含糊，也是格于时势，一生大节无亏；纪昀和彭元瑞都是文学巨匠，才华过人，做事也都认真勤勉。以上的品题评价必出自上皇，三人乃其多年器重的人才，纪与彭更以文笔才思深得所爱，而性格和做事等缺陷，也难逃圣主之法眼。在议论阁僚人选时，静听父皇纵论朝中精英，颙琰自是频频点头，谨记在心。此时见刘墉的确是模棱搪塞，不觉怒从心头起，一通责斥便尔涌出，由刘而纪而彭，虽以自己口中道出，大体仍是父皇的原版。实录将二事捏合为一，起居注则甚明了，这是两道谕旨，第一道将处州知府改换他人，第二道才是内阁的补选。颙琰与父皇同在圆明园，颁发谕旨前必先得到上皇的俞允，这也是禅让时期的一项政治规矩。
这个事件很有点代表性。太上皇帝以睿智聪察自视，乾纲独断，对臣下的点评一向直来直去；和珅深谙高层运作之道，处心积虑打击异己，安插亲信，善能递小话以影响上皇的判断；嗣皇帝则聆听上皇训诲，萧规曹随，在观点、语言和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
由是我们知道，嗣皇帝直斥朝中大员，既是为召见现场情形所激，又是深思熟虑后的精准表述，有着深微的机心。至高无上的皇帝本是不需要有什么机心的，喜怒皆可形于色，但嗣皇帝不同，不管上皇在不在跟前都不行。嘉庆帝的恼怒看似自然流露，看似缘事所出，实则是一种选择性发飙，借发飙做政治表态，贯彻上皇有关人事安排的最高指示。和珅必闻之喜悦，哪知这个看似平庸、实际也有些平庸的嗣皇帝，偶尔也会演演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