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毁禁与改订

古代朝廷兴办的任何文化事项，即便是嘉惠后世的大型文献整理工程，也往往具有另外的一面。《四库全书》最让人诟病的，是其在搜辑编纂过程中的大规模禁焚和抽毁之举，这当然是奉了皇上的旨意，也包括前面提到的对个别字句的删改，直接导致了一些书的消失，或被改得面目全非。有人将之称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后的又一场浩劫，或有一定的道理；而若说乾隆帝在编纂《四库全书》之初就早有预谋，立意进行一次文化扫荡，倒也是求之过深。

在搜辑图书的过程中，对一些书籍加以禁毁，也有一个陆续形成，上下互动，愈燃愈烈，最终予以甄别管控的过程。

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正当各地督抚纷纷加大搜缴违碍图书的力度之际，乾隆帝颁布长谕，专谈一些明代文集的政治不正确，并要求进行区别对待：

第其中有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节经各督抚呈进，并饬馆臣详悉检阅，朕复于进到时，亲加披览，觉有不可不为区别甄核者。如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则又遁迹缁流，均以不能死节，觍颜苟活，乃托名胜国，妄肆狂狺，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若刘宗周、黄道周，立朝守正，风节凛然，其奏议慷慨极言，忠荩溢于简牍，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场，材优干济，所上封事，语多剀切，乃为朝议所挠，致使身陷大辟。尝阅其疏内，有“洒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躯于边塞”二语，亲为批识云：“观至此为之动心欲泪，而彼之君若不闻，明欲不亡，得乎！”可见朕大公至正之心矣。又如王允成《南台奏稿》，弹劾权奸，指陈利弊，亦为无惭骨鲠。又如叶向高为当时正人，颇负重望，及再入内阁，值逆阉弄权，调停委曲，虽不能免责贤之备，然观其《纶扉奏草》，请补阁臣疏至七十七上，几于痛哭流涕，一概付之不答，则其朝纲丛脞，更可不问而知也。以上诸人所言，若当时能采而用之，败亡未必若彼其速。是其书为明季丧乱所关，足资考镜，惟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又彼时直臣如杨涟、左光斗、李应昇、周宗建、缪昌期、赵南星、倪元璐等，所有书集，并当以此类推。即有一二语伤触本朝，本属各为其主，亦止须酌改一二语，实不忍并从焚弃，致令湮没不彰。至黄道周另有《博物典汇》一书，不过当时经生家策料之类，然其中纪本朝事迹一篇，于李成梁设谋惎害，具载本末，尤足征我朝祖宗行事正大光明，实大有造于明人，而彼转逞狡谋阴计，以怨报德。伏读《实录》，我太祖高皇帝以七大恨告天，师直为壮，神戈所指，肇造鸿基，实自古创业者所莫及。虽彼之臣子，亦不能变乱黑白，曲为隐讳，存其言并可补当年纪载所未备。因命馆臣酌加节改，附载《开国方略》后，以昭征信。

近复阅江苏所进应毁书籍内，有朱东观编辑《崇祯年间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渐至瓦解而不可救，亦足取为殷鉴。虽诸疏中多有乖触字句，彼皆忠于所事，实不足罪，惟当酌改数字，存其原书，使天下万世，晓然于明之所以亡，与本朝之所以兴。俾我子孙，永念祖宗缔造之艰难，益思兢兢业业，以祈天而永命。其所裨益，岂不更大！又何必亟毁其书乎？

又若汇选各家诗文，内有钱谦益、屈大均辈所作，自当削去，其余原可留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至累及众。或明人所刻类书，其边塞、兵防等门所有触碍字样，固不可存，然只须删去数卷，或删去数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废全部。他若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其书均不必毁。使无碍之书，原听其照旧流行，而应禁之书自不致仍前藏匿，方为尽善。〔29〕

禁毁书籍，大多限于明代尤其是晚明时期，原因则不言自明。弘历从来都可算作一个读书人，这番话也可理解为他的读后感，不无偏颇，而仍能显露出大政治家的史识和襟怀，条分缕析，又复高屋建瓴。从中也可以推想，各省多在从严从重，而他及时将最终裁定权收回，若是下旨无差别扫荡清除，那就是另外一幅景象了。

贵为天子，弘历也不能摆脱逞能炫才之讥，这一点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显露无遗，不无极端之例。如宋人李廌《济南集·咏凤凰台》有“汉彻方秦政，何乃误至斯”，他在读后大发议论，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号为无道秦，而汉武帝兴贤使能，为振作有为之主，不宜相提并论，尤不应直呼其名；又说《北史·文苑传》“颉颃汉彻，跨蹑曹丕”，局限于地域之别，互相诋毁，也应订正。乾隆帝一心要“为万世严褒贬”，为订正一二字沾沾自喜，却不知已跨越汇编的界限，开了一个篡改前人作品的恶例。〔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