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教热血洒边尘
亲政的第三天，热孝大丧之中，诸务纷繁，嘉庆帝即降谕求言，遵旨上言者渐多，言之成理者多被采纳。几乎所有的帝王都会有求言求贤之举，而综论上书言事之人，实心为国者有之，疾恶如仇者有之，野心家、阴谋家有之，借以取媚希宠者有之，摭拾浮词、故作惊人之语者亦有之。颙琰皆加阅读，即便对一些谏章不喜欢，为广开言路，也能包容隐忍。直到有一天，成亲王永瑆转呈翰林编修洪亮吉的疏章，阅后实在是怒不可遏，终于大发作。
洪亮吉为著名的江南才子，写得一手好诗和好字，又能做严谨的考证，尤擅地理学方面的研究。他曾蹉跎科场很多年，终于在乾隆五十五年得中榜眼，授编修，时年已四十五岁。此公生性豪迈，喜欢诗酒狂放，尤喜纵论天下大事。嘉庆三年翰詹大考之题为《征邪教疏》，洪亮吉抨击内外弊政，洋洋数千言，盛传都下，却被列在三等第二名。他自知难为和珅所容，借弟弟去世请假归乡。太上皇崩逝后，亮吉闻知奔赴京师祭悼，参与纂修《清高宗实录》。他常对人说先帝对自己有两件大恩：一是庶吉士未散馆即任顺天乡试房考，接着授贵州学政，当时视为异数；二是任满还京，先任咸安宫学总裁，又奉旨在上书房行走。拿着这些前朝荣宠说事，既透露出其对政治的热衷，也抒发对仍为一介普通翰林、住在寺院里默默修史的不满。文人伎俩，常以退为进，洪亮吉又一次提出请假。此时的翰林院掌院学士为达椿，就是那位曾在上书房挨板子、翰詹大考列在四等的皇子师傅，颙琰亲政后升迁较快，生怕老洪别生事端，立马照准。亮吉心有不甘，毕竟有满腹经纶、一腔治世救世之热血，很快写成五千余言一疏，希图引起皇上的注意。
奏折写好了，如何能递至皇上案头，也是一个问题。
作为中下层翰林，洪亮吉没有上疏言事之资格，只能通过机构或朝中大员代递。经过反复思考斟量，他将谏草誊写三份，分别送到三个人府上，请求转呈至御前——
第一位是上书房总师傅、户部尚书朱珪，为洪亮吉会试时的座师，素以爱惜人才见称，与皇上关系亲近，对他的才学一向很欣赏，为其首选。可朱珪收下这篇奏本，大致阅读一过，即置于箧中，并没有为之代转。
第二位是左都御史刘权之，亦由翰林出身，嘉庆帝亲政后命掌督察百官的大权，甚为倚信。亮吉在四库馆时与之交善，将谏章送与一份，在信中特加注明已给了朱珪一份。刘权之也读了，虽未与朱珪沟通商量，也是扣留下来。
第三位才是当时掌领军机的永瑆。这位十一阿哥自幼工书，热衷于探讨书旨，领悟古人用笔之意。亮吉为当世大学问家，亦擅书法，永瑆对他应有较好印象，见有奏本求送，大约未加细读，不知道写了些什么，即为转呈御前。
朱、刘二人品行端正，心地善良，将此疏压下来，乃出于对洪亮吉的关爱和保护。没想到遇到了不小的麻烦，有旨令追缴，责备其有意偏袒包庇，要求做出解释。朱珪连忙上奏：
本年八月二十四日酉刻，有洪亮吉差人投书一封，拆阅之下，见其语言错乱，全无伦次，且中有荒诞悖谬、毫无影响之狂谈，未敢形诸章奏，拟于日内召见时面行奏闻。适奉旨询查，当将原书并诗二件封缴，听候查办。臣未及即时参奏，咎实难辞，相应请旨，将臣交部严加议处。〔8〕
详细交代卷入此事的过程，也述说读后的心理活动，很真实，加上表明了对洪氏言论的批判态度，也就只能这样了。
刘权之的复奏为：
本月二十四日，有编修洪亮吉到臣寓处投书一封。臣于灯下拆看，见其中妄肆空谈，直同狂瞽，且并不知皇上亲政以来宵旰勤劳、整饬庶务之圣心。臣因系私书，字画潦草，原思约会朱珪各另缮一份，合词具奏。次日奉旨查询原书，命臣封缴。臣未及即时严参，实属糊涂疏忽，求皇上天恩，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为办事迟延者戒。〔9〕
讲述得详细明白，合乎情理。其中说到原奏书写潦草，打算重新誊录并与朱珪商量合奏一节，也属实情。接奉谕旨后，他与朱珪应是做了沟通，意思相近，也都自请“交部严加议处”。皇上心知肚明，念二人皆为亲近大臣，加恩“降三级留任”。
读了洪亮吉的奏折，嘉庆帝显然大受刺激，龙颜大怒，命将他立即拿入法司，追问主使之人。可哪里有什么别人主使，分明就是其一人所为，有些话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也是多数文人之积习。会审拟定为死罪，皇上降谕遣发伊犁。
洪亮吉此举意在触动皇上，引起关注和重用，当然不是要激怒当今圣上。可皇上读后怒不可遏，其奏本中写了哪些犯忌的话呢？
谕旨中首先指出两条：其一，奏本说“先法宪皇帝之严明，后法仁皇帝之宽仁”，斥之为“以小臣妄测高深，意存轩轾，狂悖已极”，实属吹求过甚；其二，说“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恐有俳优近习，荧惑圣听”，才是真正使之恼怒之处。两条之中，嘉庆帝最生气的当是第二条，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逼问，非要他交代有何证据，是谁提供的材料？洪亮吉供称“一时糊涂，信笔混写”，皇上哪里肯信，指令审问者挖根子，抓黑手。
洪亮吉招供的是真心话。
在他的奏本中，此两段根本不是写作重点，一则以引首，一则为收束，信笔所及，早忘了忌讳。这也是古今文人之通病，笔意所至，唯极而言之，语不惊人死不休，此时悔之晚矣。至于其奏章的主体，的确是有胆识、有文采，实乃上佳笔墨，兹略加摘引：
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亦孔迫矣，而机局尚未转者，推原其故，盖有数端。亮吉以为：励精图治，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10〕
针砭时弊，掷地有声，对颙琰亲政以来的朝政大端，提出直接和深刻犀利的批评。
接着，亮吉大谈先帝初政如何勤慎，指责当今不能发现和使用人才，集思广益，对和珅私党也失之宽纵，文字极是精彩，如：
盖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夫此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国家无事，以之备班列可也；适有缓急，而欲望其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计夷险，不瞻徇情面，不顾惜身家，不可得也。
所说为当日朝中官员的基本状况，风气的形成与和珅有关，却不宜全推到伊一人身上，也不会随着和珅的消亡而消失。奏章举吴省兰、吴省钦兄弟为例，认为应对和珅亲信加以追究，而皇上所谓不问胁从，看似宽仁，实际上掩盖了问题，也导致官场的风气日下。他的措辞极为锋利：
十余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矣。太学三馆，风气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者也，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矣……
如果说前面是说和珅弄权之时，后面则直击当今政坛，包括文坛，所论多为翰詹圈子的一些糗事。当举朝赞颂嘉庆帝扫除权奸、推行新政之时，这位老编修却指出：清代中期的社会积弊，并不因杀了一个和珅而有什么改变。
洪亮吉在疏章中涉及面很大，举凡用人行政、开通言路、整顿吏治皆有论辩；涉及人亦多，既抨击已死之和珅、福康安、孙士毅等，抨击和珅私党或亲信，又指斥当下一批领军大员。其所依据，除却已经公诸于世者，多出诸坊间传闻，讯问之时，难免无法确指，张口结舌。谕旨指出：不光“俳优近习”毫无根据，“此外所供各款，亦多出自臆度”，应是审问的实情。上次翰詹大考之后，洪亮吉有了一个心结，总要说他人作弊，对考列一等第一名的吴省兰攻击不休，也属于文人陋习。
洪亮吉成为钦犯，被关押在西华门外的都虞司，距大内甚近，易于向皇上奏报审讯结果。一时舆论汹汹，群议皆曰该杀，好友前来探视，对之痛哭拜别，也传递了各种不祥信号。至此方见出亮吉乃一条好汉，从容谈笑。成亲王永瑆受命主审，首先传达旨意：“亮吉读书人，体弱，毋许用刑。”〔11〕洪亮吉大为意外，感动痛哭，伏地请罪，自后有问必答，承认很多地方都出于传闻臆测。会审合议，拟照大不敬律，斩立决。嘉庆帝以为论罪适当，加恩免死，说了一段很绕口的话：
朕方冀闻谠论，岂转以言语罪人！亦断不肯为诛戮言臣、自蔽耳目之庸主。今因伊言，惟自省于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洪亮吉平日耽酒狂纵，放荡礼法之外，儒风士品，扫地无余。其讪上无礼，虽非谏诤之臣可比，亦岂肯科以死罪，俾伊窃取直名，致无识者流妄谓朕诛戮言事之人乎！惟近日风气，往往好为议论，造作无根之谈，或见诸诗文，自负通品，此则人心士习所关，不可不示以惩戒。岂可以本朝极盛之时，而辄蹈明末声气陋习哉！〔12〕
一番话绕来绕去，似乎已占领道德高地，又像不那么理直气壮，命将洪亮吉发配伊犁。亮吉赋诗二首，诗有“暂离三木即身轻，忽缀元戎后队行”，“人笑冷官罹法网，天教热血洒边尘”之句，仍是书生意气，通脱潇洒。
洪亮吉的流放之路差不多走了五个月，元旦夜宿天山北麓阜康县的黑沟，二月十日抵达惠远城。时任伊犁将军为大学士保宁，蒙古正白旗人，在回疆殉节的靖逆将军纳穆札勒之子，由亲军袭三等公爵，从征金川时连克要隘，擢总兵，绘像紫光阁。保宁胆大心细，两任伊犁将军，皆能稳定一方，并与邻国友好相处。洪亮吉报到前，保宁即在奏折中表示：“该员如蹈故辙，即一面正法，一面入奏。”嘉庆帝批曰：“此等迂腐之人，不必与之计较。”〔13〕保宁的表态，被一些人演绎为有意加害，非也，这位将军是个厚道人，对待流放伊犁的官员包括洪亮吉都很友善，从不苛责和刁难，直到他在数月后离开。
作为乾隆五十五年的会试正考官，王杰与洪亮吉有师生之谊，而早在十余年前，已邀其作为幕友，相知很深。或也正因如此，洪亮吉虽敬仰王杰的清正品格，但清楚他不会替自己转呈奏议，便去找了朱珪等人。王杰一生行事谨严，与门生相处慈和坦诚，却不喜欢一些越位之举和过激言论。没有看到他对洪亮吉上书事件的评价，若说到同情惋惜，应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