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交设下的骗局

王杰任浙江学政的第二年秋天，在衙门接到一份署名苏州民妇吴丁氏的呈状，写道：有一个儿子七岁时卖给韩城王客，多年不知音讯，恳求学政帮助查访。王客，通常指姓王的外地客商，这里又明确说是来自韩城。王杰不免寻思，但家中并无去过苏州之人，当即命门丁退还呈词，并向对方解释了几句，也没有太留意。

三十八年（1773）二月初，有一位江西庐陵人来访，名叫刘景辂，倒真的是家中旧交。雍正间，此人之兄刘景曾担任浙江海宁守备，与王杰之父廷诏交情很深，而景辂随哥哥在杭州居住，彼此间都很熟悉。故人来访，自然很亲切，更高兴的应是王杰的母亲，接谈絮话，不免回忆起当年艰辛，好一番感慨唏嘘。刘景辂的哥哥大约已经去世，临别时，王杰送了他十二两银子作为盘缠。对于经济上从来不宽裕，又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的王杰来说，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

几天后，王杰即离开杭州，出棚考试（即到各府巡考，因府州考点称作考棚，故名），到六月初二日才回省。刘景辂又来学署，请求一见。王杰为人谨慎，见此人长期待在杭州，担心会有什么招摇撞骗的事，命人暗中调查，也不再接见他。岂知刘景辂不光不离开，还送进一封信来，竟然还是去年那档子事，说是在苏州看见民妇吴丁氏，已是思子成疾，再翻阅《吴氏家谱》，“永龄官名下，注有‘七岁出继韩城王廷诏为子’”，又说吴丁氏急欲同大儿赶到浙江学署认亲，自己竭力劝阻，并答应当面转告此事。这封信写得很细，像是事实真切确凿，主要意思是说苏州吴丁氏卖给韩城王家的那个儿子，就是王杰本人。

王杰读后大为惊异，当即将刘景辂传唤至府中询问。景辂以为计谋得逞，没准儿还在心里琢磨，希望能讲得更加逼真可信，还要表达自己的复杂感受，可一入门便知大事不好。王杰对自己的身世没有丝毫怀疑，恼怒的是这种小儿科的骗局，居然是刚刚资助过的一位故交所为。他将信中的漏洞与支离破碎之处一一指出，逐条严厉质问，刘景辂张口结舌，无言应对，紧张得匍匐在地，汗如雨下；接着追问刘景辂怎样认识的苏州吴丁氏，“如何商量投书”，刘也只有磕头求饶，结结巴巴吐露了一些。

到了这个时候，磕头已是没用了，不管其出于一时贪念，还是本性恶劣，都必须加以惩处。假如因一念之慈饶过，事情将传播到社会上，弄得真假难辨。刘景辂年纪应该在六十岁左右，不停地哭求念在世交的分上相饶，却不知自个儿已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王杰大致审明事情原委，对细节不再多问，即差人押着刘景辂，到其住处拿获吴丁氏之子吴虔益（呵呵，可能正在静等好消息呢），然后“一并发交仁和、钱塘二县究审”，所有涉案人员，也被迅速抓捕或传唤到案。

为此案，王杰专门奏报皇上，讲述了一段家史：

臣父于雍正七年携带臣胞兄弟三人、同堂兄弟五人随任读书，维时臣年已五岁，里邻亲族俱所周知。臣兄弟八人在浙，皆臣母一人缝纫浣濯，抚摩鞠养，臣母之劬劳历历如在目前。今臣母年已七十有五，恩勤顾复之私，皆臣自有知识以来所日习而莫能言喻者，岂有无端可以摇惑之理！今刘景辂、吴虔益等竟敢凭空污蔑，希图挟诈，实出意想之外。事属琐猥，本不敢上渎宸聪，缘臣既告知抚臣，发交地方官审办，理合据实缮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12〕

这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文字，童年家境之艰辛，母亲勤苦持家之境况，以及整个大家庭为培育下一代读书上进所做的努力，均在其中。一个多年前的旧交，为了发财牟利，竟然想去离间人家的骨肉亲情，实属匪夷所思，却也由此牵出当事人对尘封往事的记忆，牵出他对慈母的无尽敬爱之情。王杰会将此事告知母亲么？应该会的，那也是一位饱阅世事、通情达理的老人。

自打十二年前亲自将王杰定为状元，乾隆帝对他的关注与好感从未改变，读此一折后，朱批：“小人辈图利何所不为！抚臣从重入罪，亦所当得耳。”不仅不认为此系琐屑细事，且对王杰有了进一步了解，其所表露的浓重孝心，以及秉公处理此案的原则性，都会获得皇上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