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书的大司马

乾隆五十年（1785）元日，新岁的第一天，弘历以登基五十年国庆，颁发恩诏，以“繁禧茂祉，集于朕躬。五世元孙，一堂衍庆”，宣布举办千叟宴，并命各地督抚查明有五世同堂者，上报军机处汇奏。很快四川奏报达州民人张子翼“现年百岁，五世同堂”，皇上亲制诗章，御书匾额“颐龄衍庆”以赐，并要求礼部议奏建坊及赏给银两缎匹之事。接着有江西龙泉县民古朝爵“现年百岁，五世同堂”，又有云南阿弥州民王国言“现年一百三岁”，四世同堂，都予以旌表和赏赐。初六日，紫禁城举行千叟宴，乾隆帝御乾清宫，大宴来自全国的三千九百余名臣民，然后邀集亲王大臣赋诗联句，兴致勃勃……此年王杰已然六十一岁，达到了赴宴官员的年龄指标，但由于在家乡守丧，未能参与这场盛大的国宴。

当年秋，王杰服丧期满，回到京师。乾隆帝仍在一年一度的木兰秋狝中，王杰立刻赶往避暑山庄，晋见皇上，得旨即行回京上任，谕曰：

王杰前已补授兵部尚书，现在服阕，前来行在陛见，已令其即行回京办事。伊系新任，且在外城居住，所有兵部印钥仍着刘墉带管。俟福长安回京接任后，再行交卸。〔32〕

刘墉时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此前多次兼管兵部印务。去年任命王杰为兵部尚书时，因其尚在丁忧期，也是命他在王杰到任之前兼署兵部事务。而今王杰已上任，仍命刘墉兼管兵部的印信和钥匙，不免有一点奇怪。

更觉奇怪的是：乾隆帝明明知道王杰乃一介书生，为何要授予兵部尚书的职务？查阅《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你会发现由出身翰林者升任兵部尚书的，绝非王杰一人，仅以乾隆朝而论，在他之前如蔡新、嵇璜、周煌，之后如彭元瑞、孙士毅等，都曾任过此职。兵部尚书本来职司极重，“掌厘治戎政，检核军实，以整邦枢”〔33〕，而在设立军机处后，如果没担任军机大臣，就只是管理一些常规事务。因此，乾隆帝也有意将一些文学侍从之臣放到这一位置上，使之较多地了解军务之事，以开阔其视野，为未来进入枢阁历练和储备人才。

兵部满尚书时为庆桂，尹继善第四子，虽未经科举，却颇有乃父清谨练达之风。庆桂以荫生入仕，历户部员外郎、军机章京、翰林学士，后多次赴边疆，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时识破巴布克阴谋，受到皇上赞誉，曰：“尹继善之子能如此，朕又得一能事大臣矣！”能与恩公之子合作，对于王杰自然是一件愉快的事。而和珅已隐隐具有操弄朝政的能力，常对廉能之臣暗中排挤，如庆桂十五年前就是军机大臣，还朝后只是担任兵部尚书，并不断被外派署职。因南疆出现异动，庆桂受命携带钦差大臣印信驰往甘肃，暂署陕甘总督，“俟事竣后，授为乌什参赞大臣”。王杰回京时，庆桂应是正在准备西行，不知二人是否相见。

如果从回京就职算起，王杰任兵部尚书一共一年四个月，又是一个过场，以升任内阁大学士离职。今天能读到他参与署名的几份奏折，两件为例行推升和中级武员调配之事，另一件较有意思，即参奏直隶总督不及时报销军费。时任直督为山东单县人刘峨，一个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的能员，精明练达自是不消说的，历任均有廉正名声。两年前调兵镇压甘肃回民起事时，直隶境内往返过兵发生了不少费用，属于布政使管理，而各州县驿站等往往虚报，几经驳回，又迟迟未能再报，就这样拖了下来。刘峨承认督办不力，表示愿意与布政使等先赔上兵部借支的银两，并督催各属尽快据实上报。

回京的第二个月，王杰接替老臣嵇璜任三通馆总裁，排在刘墉之后。这是乾隆三十二年开设的一个修书馆，负责纂修《续通典》《续通志》诸书，以大学士、尚书等担任正副总裁。当年十二月，御史左周奏请清查《四库全书》的总字数，以及各省捐交的书籍目录和数量。乾隆帝认为所奏甚是，派刘墉、福长安、王杰、胡季堂等大员“将该馆字数、书籍，逐细详查办理具奏”。这样的事由一两个人总负责足矣，可皇上就是喜爱用“齐抓共管”的方式，臣下也习惯了，接下来会有所分工。

五十一年十一月九日，三通馆首席总裁刘墉领衔上奏，说《皇朝通典》《皇朝通志》两书各一百二十卷于去年底编成，并陆续上呈皇上御览，但审核过程中仍发现不少问题，有的需要相关部院核查卷宗，不能按期完竣，请求推迟到明年八月。乾隆帝批曰：

知道了。着该总裁等督同承办各员上紧核辑，无致再有稽延。倘明年八月底仍不能完竣，惟该总裁等是问。〔34〕

其时四海安宁，颂歌盈耳，对于皇上来说，盛世修文才是王杰等人的主要工作。至于兵部尚书一职，该处理的公务却也不容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