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贪风暴骤起

根子要从甘肃的捐监一事谈起。所谓捐监，即以捐纳银两或粮米取得国子监监生的资格，吏部和国子监皆给予执照，进而通过考职，可以担任州判、县丞、主簿等。因其大开以钱买官之门，对于士子科举、官员选拔体制均形成冲击，乾隆帝即位不久就下诏停止，而后来由于赈灾、用兵等又局地恢复。三十九年三月，陕甘总督勒尔谨奏称甘肃常平仓粮谷缺额较大，虽连年拨款采买，仓储仍未补足，请求恢复开捐监谷的旧例。户部表示同意，但提出以前存在的折色（将应捐粮米折成银子）等弊端应予严禁，并令各州县将收粮数目，按月造表上报，道府官员再亲临盘查结报。皇上予以批准，又不太放心，觉得有几分书呆子气的布政使尹嘉铨难以约束，命在甘肃任职多年、以能干著称的王亶望去接替他。虽说由富庶的浙江调任贫瘠的甘肃，但皇上亲自选调，自也就是重用。弘历命王亶望“来京陛见”，“当面为训示，交令妥办”；并严切传谕勒尔谨，“于王亶望到任后务率同实心查办，剔除诸弊，如仍有滥收折色，致缺仓储，及滥索科派等弊，一经发觉，惟勒尔谨是问”〔7〕。皇上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应该是引起足够警惕了，但是，不管总督勒尔谨还是布政使王亶望，都曾信誓旦旦地表忠心，也都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是乾隆中晚期的官场形态，颂声盈耳，而自行其是，贪腐滋蔓。

王亶望的确是一位能员，也属胆大妄为之辈，上任后即命各州县开收捐粮，见推行不力，便擅自改捐“折色银两”，早把皇上的告诫丢在脑后。可本来是要解决仓谷匮乏的，没有粮米入仓怎么办？有办法，那就是虚报发生旱灾，撒谎要放粮赈灾，即全都发给灾民了。抵任半年后，王亶望奏报收到捐监一万九千多名，所捐豆麦八十二万多石。乾隆帝认为“其情理多有不可解处”，提出四点疑问：

甘肃向来民生艰窘，怎么会有近两万人捐监？如果是外省商民跑到那里报捐，可京城现有捐监之例，为何舍近而求远？其不可解者一也。

甘肃地瘠民贫，本地人民食用之粮尚且不够，怎么会有这么多余粮供人采买？如果说是商贾从他省运来，而沿途脚价高昂，商人的算盘最精，岂肯为此重费捐纳？其不可解者二也。

半年收捐来的监粮就有八十余万石，一年应有一百六十余万，年复一年，积聚日多，势必要增添仓库收贮，若发生霉烂怎么办？其不可解者三也。

甘肃官方说每年春要向贫户出借种子和口粮，花费甚多，既然如此，为何不让米谷留于民间，听其自为流转呢？若说存粮的多系富户，借粮者皆属贫民，贫富未必相通，也可多方劝谕富户减价平粜，以利贫民，何必多此一层折腾呢？其不可解者四也。

此处所说的四条“不可解”，其实皆属于“事出反常”之处，命勒尔谨一一详细核查，据实复奏。勒尔谨与王亶望早有准备，很快就回奏：西域收复后商路开通，安西、肃州为边陲门户，路远物稀，获利倍增，甘肃报捐监生的多系外省商民，以卖货之银，“就近买粮捐监，较赴京实为捷便，是以倍形踊跃”；甘省虽称地瘠民贫，但连年收成丰稔，殷实之家积粮日多，可供捐监者采买，并非运自他处；所收捐监粮原因仓储不足，一旦充足即会奏明停止，不用担心霉烂；至于先收粮再于春耕时借给贫民，乃因劝谕富人减价很难，而由捐生出钱买粮上捐，各方都乐意，“虽敛粟归官，实复散之于民，均称利便”〔8〕。回答得滴水不漏，皇上也就罢了。而实际上，捐银大多进了各级官员的腰包，王亶望所得最多，三年后升任浙江巡抚去也。

四十六年夏，乾隆帝亲自发动以“甘肃冒赈案”为名的反贪行动，勒尔谨、王廷赞、王亶望等先后被革职逮捕，解送京师，处以死刑，甘肃通省各级主官几乎无一漏网，处死者达五十多人，另有四十多人被流放。此案一环套着一环，一波大过一波，记述者很多，兹不详述。〔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