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人的圈子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出自《周易·系辞上》，讲的是世间万物皆以类相从的道理，读书人尤其如此，以文会友，最爱结成一个个圈子。另有一句话，叫作“文人相轻”，通常也是指对圈子之外者，若属本圈，便要互相标榜。乾嘉间学术大家一时并出，如群星闪耀，却也很难脱出圈子的窠臼。

清朝入关以后，很忌讳汉族文人的讥议，对江南地域的结社风习也格外敏感，金圣叹之弃市，吴兆骞之远流，皆与之相关。至雍乾间更是迭兴文字狱，吹求严苛，诗人文士动辄得咎，不敢不处处小心，而宴集吟诵、唱和竞胜之习仍未断绝。以京师为例，一直有各种文人圈子存在，或以座师门生，或以某省某地，或以所治经史，时常相约聚集。各种美誉之称也很流行，如朱珪与哥哥朱筠并称“二朱”，与众多门生被称为“大兴二朱学派”；如上节写到的洪亮吉，既为朱筠弟子，又是“毗陵七子”之一；而据王昶忆写，那位曾紧跟和珅的吴省钦，在家乡松江也有一个往来密切的朋友圈，成员有六人。

王杰出身关中书院，受老师孙景烈影响很深，恪守“不通声气”的原则，素不喜呼朋引类，拉拉扯扯。庶常馆和翰林院有暇日结伴出游、流连诗酒的传统，王杰偶尔也参加一两次，但从不热衷，也很少留下与他人唱和的诗作。不是他写不出或没有写，而是不重视，不注意保存。恩公尹继善、陈宏谋为当世理学大家，王杰也是将感激敬重深藏心底，不见有贺寿、祝祷之类诗文。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却正可见出其一空依傍的独立精神。

后来王杰经历渐广、职位渐高，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主考官，门生故吏遍天下，却是依然故我，不入任何圈子，也绝无开宗立派之兴趣。江浙人文积淀丰厚，王杰曾三任浙江学政，一主浙江乡试，蒙其奖掖提携的人才在官在学都很多，其中有真诚仰慕者，有希冀攀附者，皆处之淡然。由此也能理解洪亮吉的疏离，虽与王杰颇有渊源（为幕友和门生），然他的呼朋引类，议论风生，他那喜欢与人攀比、争强好胜的个性，与乃师相去甚远。而根据阮元、凌廷堪等人的记述，王杰在政务之余唯安静读书，与幕友门生谈论的也是读书，从不见陷入门派和意气之争。

江藩《汉学师承记·洪亮吉》记载了一件亲历之事：

明年，（洪亮吉）又充《石经》收掌详覆官。藩是时馆总裁王文端公第，君手定条例，属藩呈之，公是其说。彭文勤主其事，以为不然，文端不能与之争也。后文勤自作凡例，文端命藩勘定，驳其秕谬者数十条。文勤大怒，谓藩与君互相标榜。嗟乎！直道之不行也久矣。〔14〕

说的是石经馆开馆时，王杰担任总裁官，洪亮吉负责文献档案的收存审核，拟了一份校勘条例，通过其门客江藩呈交王杰，得到一些肯定。而副总裁彭元瑞以为不合适，重新拟定了校勘凡例，提交给总裁王杰阅看。王杰让江藩阅读和提意见，江氏一下子指出数十条错误，惹得老彭大怒，指责他与洪亮吉互相标榜。在这段记述中，似能感觉到江藩（应也包括洪亮吉）对王杰的不满，未能力挺洪亮吉的条例，也没有支持江藩的驳议，含含糊糊，没有明确态度。

洪亮吉尚在庶常馆读书，能担任石经馆收掌详覆官，应有王杰的提携汲引。而他喧宾夺主，拟订“条例”，开列蒋衡写本“十三经”须加校勘订正之处：如“经注参错，宜正也”，“前后倒置，宜正也”，“脱文，宜补也”，“衍文，宜去也”，显然是下过一番考证功夫；其中也不乏重复错杂，如“又有因数字之脱而上下不贯者，宜补也”，“又有因一句之衍而文义不续者，宜削也”，与前“脱文”“衍文”条并列，涉于夹缠繁琐；而像“《汉石经》有急宜从者”，“《唐石经》有宜酌从者”，“两宋《石经》有可从可不从者”等各为一条，也显得虚浮咋呼。〔15〕由是也知老洪缺少编纂大书的经验，又喜欢炫才逞能，貌似严谨，实则苛细琐碎。王杰以鼓励为主，意在用其所长，将之转交具体主事的彭元瑞。而后者心胸较为狭窄，全盘否弃，引发了江藩等人的不满。

“乾隆石经”之事，在本书第十章已经写到，此事恰可作为补充。王杰作为总裁，挑选门生洪亮吉、阮元，幕友江藩等参与其事，想的是把事情做好。而乾隆帝在他之前又加了个第一总裁和珅，和珅对圣上力推副总裁彭元瑞主事，老彭当仁不让，王杰则选择逊让，不与争锋。江藩显然对恩公的“软弱”不满，慨叹直道难行，实则他与洪亮吉都容易走极端。试想，以彭元瑞之博学强记，与蒋士铨并称“江右两名士”，与纪昀并称“南北两才子”，所拟的一篇简短凡例，会有数十条错讹吗？江藩应是有意挑剔伏线，才会激怒老彭。此事彭元瑞有失风度，在读了江藩的批驳后大光其火，遂成一桩小小公案。

乾隆晚期，王杰与彭元瑞、纪昀、刘墉等同时在朝，三位来往互动较多，各有一帮文友和弟子追随，而王杰素来淡泊。通过这件事也可证明，即便是在学术话题上，王杰也持一种超然、兼容的态度，不偏激也不固执，不做意气之争，更不会出头偏袒门生幕友，有意识地避免圈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