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听政与施政
根据军机大臣事先所拟，嗣皇帝择期“御门听政”，是以在元年二月十三日，颙琰在乾清门举行第一次听政之仪。
御门听政，又称作“早朝”，是明朝处理政务的一项重要制度，万历间已有名无实。清朝将地点改为乾清门，时间仍在清晨，听取各部院监寺奏事，然后与内阁大臣商决定夺。康熙帝几乎每天早晨都要御乾清门听政，出巡途中或驻跸避暑山庄，亦不间断。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处理军政大事以召对密议为主，听政次数随之大为降低。乾隆帝对军机大臣的倚信超过乃父，而在京之时，每月通常仍有一次听政，于宫内多御乾清门，于圆明园则在勤政殿。进入乾隆六十年，老皇帝精力明显不如以前，听政典仪略有减少，一年之间仍御乾清门听政五次，御勤政殿听政三次。
在军机处所列禅让“应行遵办各事宜”中，有两项说的便是御门听政，以及日常政务的公文运转和报批程序：
一、各部院衙门题本改签、放缺、奏派各项差使，俱循例题奏，恭候嗣皇帝批阅遵行；其各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俱照常式恭誊“皇上睿鉴”字样，后书嘉庆年号，按照向例呈进，不必缮备二分。
二、御门听政，嗣皇帝折本示期遵办。
第一条有两层意思：部院监寺等在京衙门的题本，所涉及中层官员人事任免和差派等，由嗣皇帝签批；较为重要的题奏或密折，虽循例标称“皇上睿鉴”，是必须先送给上皇看的。至于下一款所言“折本”，指部院进呈之题本尚未批阅，将本章折一角，交内阁阅看并提出意见，积累若干后，待御门听政时一并处理。
嗣皇帝第一次御门听政，极为谨慎，实录和起居注中均未见做出任何批复，大约颙琰也只是“听”而已。甫一结束，嗣皇帝即赶回圆明园向上皇问安，将听政时所有问题一一汇报，听从父皇的示下，所谓“训诲”和“训政”，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禅让初政，上皇和皇上并存的局面不独给外藩，也给臣下带来不少困惑，题奏时挖空心思，其表述却动辄得咎。湖广总督毕沅曾任内阁中书和军机处章京，考取王杰前一科的状元，授修撰，于典章礼仪可称娴熟，奏报筹办前线粮饷等事，内称“仰副圣主宵旰勤求，上慰太上皇帝注盼捷音”，不能说不得体。岂知上皇阅后大为生气，严厉斥责，并强调指出：
本年传位大典，上年秋间即明降谕旨，颁示中外：一切军国事务仍行亲理，嗣皇帝敬聆训诲，随同学习；其外省题奏事件并经军机大臣等奏定款式，通行颁发。毕沅等并不遵照办理，是何意见？无论办理苗匪一事起自上年二月，一切军务机宜俱系朕酌筹指示，现在军营奏折亦无不逐加批阅，即自嘉庆元年以后，内而部院各衙门，外而督抚大吏等章奏事件，亦皆朕躬亲综揽，随时训示。岂因有授受之典即自遐自逸，置政事于不问乎！
弘历从来都是这样理直气壮，气势如虹，可真的不是毕沅的错。
通常意义上的“上皇”“太上皇”，是指上一任皇帝、退位的皇帝；而弘历意识中的太上皇帝，是在皇帝之上的皇帝，有了他，嗣皇帝只能是“敬聆训诲”，只能是“随同学习”。自己不按常理出牌，还要斥责训诫那些罔知所措的臣下。上皇像一个心理医生，接下来开始剖析毕沅的心态：
今毕沅等所奏之折，分别圣主及太上皇帝，试思“圣主睿鉴”等字样有何同异？而毕沅等故为此区别之见，有是理乎？揆之伊等意见，不过如年内礼部、太常寺具奏仪注等事，或递二分，或递一分，漫无定见。总是私心鄙见，以致种种错误。〔5〕
内阁中管理礼部的大学士是王杰，此一段谕旨，能读出上皇的不满，也可以读出多数枢阁与九卿等大员的惶惑。在禅让之初，负责制定礼仪和程序的部院都有几分迷惘，从年节贡品到章奏之表达，不便单一，不可有二；不宜含混，不能清晰，真是两下里为难。经上皇对毕沅的责骂，倒也一下子明白过来，诸般照旧，稍做调整，也就是了。
嘉庆元年三月初二日，嗣皇帝在圆明园的勤政亲贤殿听政。以后的听政也较少设在乾清门，较多在勤政殿，主要原因是为了方便，即向太上皇帝请旨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