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典范的缺憾

在为本书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和珅在军机处大讲《金瓶梅》、王杰愤而离席的记载，出身古典文学专业的我，即撰成一文，刊诸报端，并在一次金学年会上发表。《金瓶梅》是一部奇书，也是一部禁书，治其传播史者多称清廷一直予以严禁，而武英殿修书处在康熙朝就受命翻译印制了满文本，乾隆朝兼掌枢阁的“和相”公然开讲，或更能说明朝廷的真实态度；至于王杰无法容忍，对和珅直斥《金瓶梅》为“混账书”，宣称自己“从来不兴看的”，也是真性情的流露。看王杰当面愤怼宠臣固然痛快，而其未读文本即加苛评，似也嫌过分，以故我在文末忍不住调侃了一句。记得关宁读后颇有感慨，大意为：天呐，这样一个无趣的人，怎么与他相处呢？

此前我为王鼎作传时，关宁与韩琳担任责编，合作愉快，社里确定本书仍由二人负责，数年间三次陪我去韩城（由此也见出陕人社相待之诚，若是仅从经济收益上考量，那可就亏了）。关宁性格明爽，爱读书且思维敏锐，一句脱口而出的话，应也带有几缕担忧，引发了我的思索。王杰是一个无趣的人么？的确有那么点儿，梳理相关文字，可知其性格颇为古板：不与人开玩笑，不扎堆抱团，不喜欢进圈子和组圈子，几乎不参加文人最爱的诗酒唱和，不接受门生故吏为自己祝寿，也极少为他人祝寿——包括恩公尹继善和陈宏谋。不管是落魄江湖还是位居庙堂，不管是在朝当直还是在家闲坐，王杰都不苟言笑，端正安详中透出一股子坚执倔强，风标自落落。这是他的性情，也是他的修为，一生无改。而对此反感嫌弃的不止和珅一人，亦包括他的一些个翰林同事、一些上司和下属，就连多年老友纪昀、彭元瑞等偶然也会觉得不爽。这种个性当然不会“有趣”，可若说“无趣”，似也不尽妥帖。王杰一生酷爱读书，酷爱前贤碑帖和书法，喜欢天文历法与算学，喜欢夜间与三五门生幕友谈学问，有时也搞一点儿文玩小收藏，生活中并不乏情趣。乾隆帝晚年，钦定由他抄录整理御制诗草文稿，进而令其主纂《石渠宝笈续编》《西清续编》等，王杰得以饱览内府书画及文物收藏，更是有大乐趣在焉。

常见世人宣称淡泊名利，其实很难很难，凡在书中以此自诩者，按之绝多不符。王杰于科场得状元，职衔至首辅、太傅，而谦谨朴素如乡间老先生，真正做到了“怀文抱质，恬淡寡欲”。他的行为出于天然，视若平常，不仅从不自我标榜，甚至极少提到自己，当世与身后之名，在他应都是浮云。王杰曾出资印行前人遗著，却对己作不甚在意，不留心收存，所著《葆淳阁集》《葆淳阁续集》等，皆后人所编。他学问甚好，却也文如其人，并非才华横溢的类型，文集中多应制“恭和”“恭跋”之作，也有他在乾隆帝与皇太后万寿节、南巡以及武功告成时所作颂赞，有春帖子和谢恩折，写得认真且费劲，与彭元瑞、纪昀相比则仍隔一尘。彭、纪的应制诗构思精妙，辞采华美，常得弘历夸赞，至于倚信重用却远不如王杰，职位也排在后边。《管子·大匡》：“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乾隆帝中晚年在用人上虽有大失误，多数情况下还是聪察和精细的。本书中记述了弘历父子对王杰的“特达之知”，记述了君臣之间那份牵挂惦念，也着重描写其乾乾翼翼、兢兢业业，以之与和珅的恃宠擅权相映照，可见庙堂之色泽繁复；而在乾隆末曹锡宝和尹壮图激切上疏、隐指权奸之际，在嘉庆帝亲政初洪亮吉上言议政、被逮入狱之时，所有重臣皆未见出手援助，其中也包括王杰。作为一个理学大臣，一个秉持张载“四为”的关学传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可也是时势使然。试想他又能怎样呢？即使挺身而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前人描述王杰，用了一个语词曰“风度凝然”，颇为传神。沉静端谨，诚敬清忠，乃王杰的主要特征，是以不会去犯颜直谏，不会做火上浇油的事。然他并非软弱怕事的人，从不媚上欺下，不惧和珅之流的嚣妄气焰，不接受其拉拢利诱，不与之勾兑，敢于当面嘲讽斥责，保持了可贵的独立品格。

你再去看看同时那些个显耀的文星，如彭元瑞、纪昀、刘墉，虽也与和珅保持一定距离，却是绝对不敢招惹。

在别人眼中的王杰是幸运的，实际上确实如此，能得到两朝天子的信任尊重，古来有几人呢？而他在明里暗里也吃了不少亏，心中之郁结烦闷更难与外人道：弊政丛杂，百姓困穷，内乱继起，权奸当道，也包括乾隆帝的好大喜功、嘉庆帝的优柔苛细，都使之感到失望。王杰常也不得不随波逐流，也要精心置备贡品，精心结撰应制诗文，也学会了缄口不言，而仍能在艰难处境下恪守底线，正直做人，清谨任事，坦荡诚恳，由是获得了朝野的交口称赞。至于他与弘历、颙琰的深笃交谊，仕宦五十余年君恩无改，感激爱戴之情发自肺腑，也堪称一段佳话。

在清代历史上，王杰是一个清正忠谨的大臣，如果说他身上的缺憾带着那个时代的印痕，则其品格的典范意义，至今仍闪耀着道德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