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税课司大使到石门主簿
税课司大使，简称税课大使，是一个有些特殊的职务，整个清代府一级设置此职的不多，稀缺而不高贵，说得直白点也就是个收税的，对象则是那些小商小贩。这是个辛苦活，不光白天，晚上也要在街市上巡查；当然也是个良心活，能做到不贪不占，不欺凌小买卖人，也不容易。据王杰回忆，父亲是在雍正七年抵任的。〔9〕王廷诏有陕人的倔劲儿，不会逢迎上官，也不愿做表面文章，但心地忠厚，办事结实，时间一长也就获得上上下下的认可。在孙景烈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到浙江前后两任布政使程元章、张元怀都对他很信任〔10〕，尤其程元章，两年后重回浙江任总督，而廷诏并未夤缘求进，只是踏踏实实做好应分的事情，进入乾隆朝还是一介税课大使。孙景烈举了他的两条政绩：
一是乾隆元年贵州苗民起事，前往平变的官军粮饷不足，皇上命浙江调运军饷二十万两银子，路途遥远且充满危险，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押运之员，有人推荐了廷诏。“同行者堕泪别家人，君毅然前往，无惧色”，终于如期送达，前后十个月始得归家。总督嵇曾筠呈报朝廷，进京引见，“准回原任候升”。
二是在他刚返回杭州之际，温州爆发大饥荒，尤以平阳县受灾深重，饥民流离失所。嵇曾筠又想到了王廷诏，认为“非王大使莫济”，廷诏行李未解，即急急赶赴平阳。廷诏受命代理知县，遍设粥棚，招抚逃亡回乡，禁止卖儿卖女，努力赈灾济困，更重要的是想尽一切办法恢复经济。他走访受灾村户，话语恳切，如对家人，当地民众有《十政歌》赞之。平阳之风俗：官员有德于地方，制斗（类似灯笼）悬挂厅堂，并以长幡书写歌颂之辞。廷诏离开时，“平阳人不远千里，争载斗持幡以送”。
乾隆七年（1742），王廷诏升任石门县主簿，成为正九品的地方官。明清时期的主簿，通常由贡监及吏员擢升，为知县的副手，列于县丞之后，别称“书记”“三尹”等，主管户籍、缉捕、文书等，事务繁杂，士人视之为杂职。石门县原名崇德，始建于后晋天福三年（938），因与清太宗所用年号相同，康熙间改名石门，同时分出六个乡新立桐乡县。廷诏抵任时，石门知县为成都举人倪琯，廉洁宽和，“在任政简刑清”，对王廷诏很信任。二人在当地皆有爱民之誉，联袂进入“名宦传”。光绪《石门县志》卷六：
王廷诏，陕西韩城人，乾隆七年由杭州税库大使主邑簿。县有疑狱，令辄与商办。尝出资甃仓后河步，粮民称便。子相国文端公杰时尚幼，从邑孝廉曹屺瞻学，旦暮以课子为务，雅无簿尉气。〔11〕
短短文字先写了廷诏的两件事：一是遇到疑难案件，知县倪琯常与他商量，以证其正直坦诚与做事认真；二是作为主管粮务之官，他自己出资买砖石，修砌了仓库后临河通向码头的路，为百姓登岸装卸粮食带来方便。要知道主簿薪俸甚低，而他家中人口众多，能做到这一点实在不易。王廷诏有关中人的豪爽义气，勇于任事，不惧艰危，所到之处都享有较高的民望。
王廷诏在石门主簿任上共九年，乾隆十五年（1750）离任回乡，是被罢职的，原因不详。此时倪琯已离任，以陕人的执拗性格，廷诏有可能与新任知县不太对付，加上年事已高，找个理由免了他并不难。县中百姓知道他宦囊空空，凑了些钱送给他，而他坚决谢绝，于是大家便用这些钱置酒送行，一路跟随，依依不舍，走出县境很远才挥泪作别。
与很多地方志重视前贤名流、搜罗贤达轶闻趣事相似，石门作为王杰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县志中也收录了他的一些轶事。该志“王廷诏传”中写王杰年龄尚幼，其实大不准确。父亲出任石门主簿那年，王杰已虚龄18岁，可在石门人的传说中只是个小孩子，卷十一有这样一段文字：
王廷诏，陕西韩城人，相国文端公之父也。……时相国尚幼，从曹启瞻孝廉受业，早出暮归，令役肩驼往南门。月城向有半月庵，庵侧供奉金都总管，及相国赴塾未匝月，城外居民罗圣章夜梦神谕曰：“日来有文曲星早晚经由，使我迎送不遑，可筑墙遮掩。”圣章如神命，为筑照屏。〔12〕
描写生动，却只能说是一个美丽的传说。由于王杰后来中状元，担任内阁大学士，便被染写成天上的文曲星。文中所说的举人曹启瞻，又作曹屺瞻，说是王杰的老师，在该书卷七“科举”中也未查到其名字。
还有另一个故事，见于《石门县志》卷十一：
韩城王文端相国杰，其奉翁廷诏乾隆初官石门少尉，艰于嗣，乞养民家同姓子，带归。后公以状元视学浙江，遣访其家，止有一兄为圬工度日，劝之往，曰：“彼自为学政，我自为泥水耳。”人咸叹其高为不可及。〔13〕
扯得更远了，而且纯属编造。从皇室到民间都有收养与过继等做法，但王廷诏不需要，韩城王氏更不需要。前面写到廷诏三兄弟有九个儿子，他自己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王杰也已长大成人，怎么会“艰于嗣”，再从同姓民家要一个儿子呢？这是个编捏的故事，也牵连着一桩关乎王杰出身的诈骗案件，详见后文。
至于说王杰任浙江学政时访查故人，思图报恩，虽属子虚乌有，却是善意满满，从正面描写王杰，也说明王廷诏与王杰父子均在当地留下美谈。只不知王杰看到此类记载，看到父亲任职的地方仍将自己记为领养，该是如何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