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讲起居注官

所谓“日讲起居注官”，实际上是两个职位：日讲官，职责为每日或隔日给皇帝讲解经史；起居注官，则是每日轮班在皇上身边记录其言行。二职为一班人马，又都出于翰林院，故通常连在一起称呼。

康熙帝的早期教育不系统，亲政后极为好学，重视经筵和日讲，在三藩叛乱、军报纷沓时也不间断。玄烨的日课至二十五年（1686）始停，积累了数百万字的讲义，传谕将所有讲稿整理出版，以作为未来皇帝和皇子等学习的教科书，如《日讲四书解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春秋解义》《日讲礼记解义》等，因卷帙繁多，工程浩大，至乾隆十二年才全部完成，多数收入《四库全书》。

康熙中后期，不再举办日讲，而翰林院侍读、侍讲、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的职务仍在，起居注官之前仍要加上“日讲”二字。清代的起居注，要随时接受皇帝检查审核，早已不敢像古代良史那样秉笔直书。而一些年轻翰林记述既不认真，有的又不懂保密，将见到听到的事情在宫外乱讲，玄烨晚年曾为此专发长谕：

起居注衙门自古未有久远设立者，亦有旋立旋止者，或因所记不实故耳。朕听政之日，记注官入侍，伊等局蹐无措，岂能备记谕旨！侍班汉官归寓后纂写数日，方携至署，与满官校看，又每争竞是非，则其遗漏舛讹可知。谕旨皆有关系，惟朕朱书谕旨及批本发科者始为的确，其起居注所记，难于凭信也。〔8〕

一年之后，起居注馆被撤销，雍正元年才得以恢复。翰林院也从此事上接受了教训，尽量选择资深且沉稳者推荐，严禁泄密，所记也是能简则简，如流水账簿一般。

与乃父不同，胤祯自幼受到严格的皇子教育，长成后也有多年在上书房继续读书，对儒家经典浸润很深，是以遵循礼教制度举行经筵，不再开设日讲。弘历在这方面更为自信，不光没有日讲，对经筵程序也做了一番改造。原来的日讲起居注官遂为专职记注，额设满员十人、汉员十二人，在皇帝御门听政或举行典礼、祭祀时轮班侍直，出巡时扈从，当值时默记，退值后赶紧补写。如此每月两册，每年二十四册，先成草本，由总办记注官审核、掌院学士阅定，标明记注官姓名，盖翰林院印封存。每年年底编成起居注册进呈御览，然后以正本交内阁存储，副本留翰林院。

起居注馆为翰林院内设机构，所做记注则容不得差错和懈怠。王杰署任日讲起居注官，自此进入宫中园中的值班表。就在这一年，他写了一篇《陕西韩城会馆碑记》，曰：“吾韩公车北上与谒选者向多僦居旅次，咸以为非便。乾隆三年戊午，有以乡大司寇张公旧邸倡为会馆，计者乃谋诸邑绅士，各输资有差，得五百有奇，遂成此举，韩之有会馆自此始矣。地西临宣武门外通街。”韩城会馆位于南城，也是王杰赴京考试的居住之地，他对重修不光掏腰包资助，还受乡党委托，为之题写了碑文。

王杰初任日讲起居注官时，有一个“署”字，包含试用的意思。而他显然是称职的，不到半年，在三十五年的二月，就转正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