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书生的底线
若濡有愠，事实上也涉及维护尊严，是乃书生之底线。
王杰平易和蔼，通常待人温煦亲切，但性格刚直不阿，素来厌憎善于逢迎、行事诡诈的和珅，尤其憎恶他的贪婪纳贿。和珅生性有几分浅薄，得势后常以开玩笑的方式狎辱同僚，一些人不愿也不敢得罪他，只得隐忍，王杰总是当即反驳，不留一丝情面。礼亲王昭梿记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公（王杰）高不逾中人，白须数茎，和蔼近情，而时露刚坚之气。其入军机时，和相势方熏赫，梁文定公国治为其揶揄若童稚。公绝不与之交，除议政外，默然独坐，距和相位甚远，和相就与之言，亦漫应之。一日，和相执公手笑曰：“何其柔荑若尔？”公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会要钱耳！”和赩然退。〔18〕
简简几笔，写出大清军机处的严重不和谐，亦画出和珅的得意轻狂与王杰的强硬回击。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是官场所谓“真宰相”，大多数很注意操守，私下里一般不与督抚等地方大员交结，以免物议。自乾隆帝以雷霆之势打击鄂尔泰、张廷玉的朋党纷争，内阁首辅如傅恒、刘统勋、高晋、阿桂，皆勤劳职事，不立门户，只有和珅为贪欲所驱使，大开贿赂之门。遇有和珅试图夹带私货、安插私人之事，阿桂等还有些顾虑，还要留一点余地，王杰则直接出语讥讽，其也只有满面羞惭的份儿。
多数军机大臣都讨厌和珅，生恐中了他的阴招，不愿意与之同庐当值，和珅也能感觉到大家的冷脸，于是各找办公之地。御史钱沣看出其间蹊跷，也深知个中缘由，曾专为此上奏：
我朝设立军机处，大臣与其职者皆萃止其中，庸以集思广益，仰赞高深。地一则势无所分，居同则情可共见，即各司咨事画稿，亦有定所。近日惟阿桂每日入止军机处，和珅或止内右门内直庐，或止隆宗门外近造办处直庐，王杰、董诰则止于南书房，福长安则止于造办处。每日召对，联行而入，退即各还所处。虽亦有时暂至军机处，而事过辄起。各司咨事画稿，趋步多歧。皇上乾行之健，离照之明，大小臣工戴德怀刑，浃于肌髓，决不至因此遂启朋党角立之渐。然世宗宪皇帝以来，及皇上御极之久，军机大臣萃止无涣，未尝纤介有他。由前律后，不应听起轻更。〔19〕
此一段堪称纪实，一一载明几位军机大臣的办公处所：阿桂在隆宗门内的军机处直庐，即军机大臣办公的地方；和珅在内右门内直庐，或者在隆宗门外造办处；王杰与董诰在南书房；福长安则在造办处。他们在皇上召见时一起进入，完事后即分开，弄得一班章京拿着文件跑来跑去，分别送阅和签字。
钱沣进一步分析：和珅经常占用的内右门内直庐，贴近皇上的寝宫，本是为预备养心殿带领引见设置的，为的是优礼大臣，免得与各官露天站立，若是一个军机大臣于拂晓前入内，随从军机司员进进出出，时间一长，便会与内监勾连，容易出事；南书房为皇上在政务之余谈论文史书画之地，大臣应该在散值后再进入；至于隆宗门外直庐和造办处，各色人等来往办差，难以保密，也不够郑重。虽说是持论直率，可谁都能看得出，其矛头所指主要在于和珅，军机大臣分止各处，应也是和珅带的头。乾隆帝随即予以训诫，命钱沣稽察军机处。权臣和宠臣都是吃不得亏的，和珅衔恨在心，表面上却加以重用，“凡遇劳苦事多委之”，两年后钱沣病故。
和珅也不会放过倾陷王杰的机会。有一则记载，说和珅打听到王杰在家乡房产很多，至有“三王府、四王府”之称，遂添油加醋，私下里奏与皇上。乾隆帝闻之不免惊讶，对一向视为清廉的王杰顿生疑窦，密令陕西巡抚速往韩城察访，实地调查王杰在老家的宅第财产，查清所谓王府究竟是怎么回事。巡抚急急赶往韩城，见王杰老宅多年失修，湫隘如同寒门，至于三王四王之说，原是当地另一王姓之老三老四，邻人就其姓开玩笑而已。巡抚以实密奏，乾隆感慨系之，予以赏赐。该书写道：
一日，上谓文端曰：“卿为宰相，而家宅太陋。”命赏内库银三千两修之。文端悚然不知所由。〔20〕
文端，乃王杰逝后的谥号，一个“端”字，真真恰切允当，与和珅的行为不端形成鲜明对比。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王杰事后必能知晓和珅的小动作，当会对他更加厌恶。而王杰退仕还乡时，并无合适的住宅，可知所谓赏银三千两修缮宅第之事，大半应属乌有。
五十九年十二月，湖广总督毕沅呈进贡品到京，其中八枚宫灯，上面抄录了御制灯词。弘历一看是自己不久前所作，曾交给王杰抄录，预备来年上元灯节发布，为何已经在外间传播，还制成了宫灯？皇上本想询问毕沅得自何处，因距离甚远，往返需要时间，和珅便积极揽下此事。他首先查询为毕沅呈送贡品来京的差弁，据称系举人刘在田在京代办的；随即传询刘在田，说是拔贡方楷给的底稿；再追问方楷，承认平日在彭元瑞府上代笔，“因彭元瑞令其缮写，私行录稿，转给刘在田，图其酬谢”〔21〕。
王杰长期为皇上整理誊录御制诗文，历来做事谨密，既不会借以张扬夸耀，也绝不泄露于外人，与此事完全不搭界。乾隆帝闻知后心中更觉踏实，和珅则再一次大失所望。
《郎潜纪闻初笔》有“王文端公欲用药杀和珅”一文，说是和珅患有疑难病症，听说礼部官员陈渼精擅岐黄之术，要他来为自己诊治。陈渼向老师王杰求教该如何做，王杰说：“此奸臣，尔必以药杀之，否则毋见我。”陈渼为浙江石门人，乾隆四十九年进士，此年王杰在家乡丁忧，推测应是其督学时的门生。作者认为王杰不太可能做这样诡诈的事，又说：“和珅当日以上公懿戚，手掌丝纶，久领朝班，非无小廉曲谨……公一时忠愤激发，疾恶若仇，容或偶为此语。揆其心术，仍不失为磊落光明。”〔22〕和珅长期为腰腿病痛折磨，有自撰长诗为证。此处说其寻医诊病应是有的，所传递出的王杰对权臣之痛恨，也有几分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