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优等拔贡

乾隆十五年庚午、十六年辛未，曾连续两年举行乡试，作为关中书院杰出学生的王杰，不知是否通过科考，参加在西安贡院举行的乡试。可以确知的是，他即使入闱也未能考中。因王杰从不追述此类往事，我们无法得悉具体过程，只可推测他的赴试和落榜。落榜，是古代读书人必须承受的一种挫折，除极少数少年得意者，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一旦日后发达，此类打击磨难便成为美谈；而如果始终不得一第，也就只能个人咀嚼苦果了。

十八年癸酉，是常规的乡试年。王杰时年二十九岁，结婚整十年，儿子已有了两个，仍是一介穷儒。这次乡试对学政吴嗣富也是一种政绩检验。当年恰遇十二年一届的选拔优秀贡生，照例要在乡试考生入场之前完成。与乡试会试的单纯考试、密集考试不同，拔贡，是一种以学校与提学推荐为主，再加复试的人才选拔体制，显得更为合理。此一制度沿袭自明朝，原为十二年考选一次，定于逢酉之年举行，雍正帝改为六年一届。至弘历登基，官场上已是僧多粥少，包括学官都人满为患，又改回十二年为期。即便如此，很快也就要到癸酉年了，乾隆帝命大学士九卿议定《拔贡朝考选用例》，提前以谕旨的形式公之于世：

各省选拔贡生，经朕降旨以十二年举行一次，计至癸酉年即届选拔之期。惟是来京朝考，拣选引见，札监读书，或以知县等官试用，或以教职即用，或以教职归班序选，条例屡经更定。朕思选拔，于每学数十百人中，拔取一二人，且不糊名易书，可以验其人才，核其素行，自当精择以充其选。应令该学政于试列前茅之士，举其文行兼优、才品出众者，会同该督抚秉公抡采，以杜滥冒。〔33〕

谕旨明确考选拔贡生主要是为了补充教职，并指出：学校乃教育人才的根本，但现任教职颇有老态龙钟、滥竽恋栈者；虽有六年甄别淘汰之类规定，而上级官员不重视、尽量从宽的做法，不符合国家重教兴学的本意。皇上要求分别年限，对各地教官做一次严格清理，空出来的位置，即以拔贡中择优补充。

弘历五岁入上书房读书，颇有书生情怀，登基后颇为重视学校教育，注意通过不同渠道选拔人才。正是他修订了拔贡制度，一改拔贡生多入国子监读书的模式，直接对考试优秀者任用，带给全国读书人一个福音。该条例规定府学有两个名额，州学、县学各一名，难度不亚于乡试。录取后的任用方向主要是教职，分派到各府县的官学，但还是为像王杰这样的寒素学子，增加了一条新出路。

选拔贡生，诸生皆可自行报名，需经过两场严格考试，科目为经解、词章、制艺、试帖。通常在学政按临时初试，再集中至省城复试。各省学政对此拥有较大的权力，巡考时亲自主持选拔，同时也承担不小的风险。此时尹继善署理陕甘总督，钟音为陕西巡抚，也要参与在省里的拔贡生考试，与学政一起甄别核定。一旦拔贡生进京朝考的成绩太差，就会受到追究和处分，是以主管者不敢不慎重。对于王杰之类优秀生员，他们自会留下深刻印象。而由此一考，尹继善、钟音与王杰也有了师生之谊。王杰为人持重，从不攀附显贵，而对吴嗣富终生感激惦念，执弟子之礼。

拔贡的主要出路是教职，明清教职虽也属于官员系列，但清苦贫匮，晋升无门，历来为人轻视，甚至有宁可重考也不赴任者。乾隆十八年九月，各地考录拔贡生甫一结束，朝廷就出台了《甄别教谕训导条例》，为优秀教官开通上升之门。规定凡执教满六年的教谕与训导，由督抚与学政共同甄别，优秀者保举，送吏部量才使用；对那些年迈力衰者，也报吏部办理退休。过去对教职进入官场主系列有很多限制，比如训导最多只能担任县丞，此次则一并取消。

吴嗣富在陕甘学政任上待了三年，至十八年秋闱结束后回京。提前考选拔贡生，正是为了让他们从容参加乡试。西安贡院不光接纳陕西甘肃两省考生，青海宁夏地方也会有人赶来应试，是以常达万人之多，热闹非凡。乡试监临通常为该省巡抚，正副主考官照例由京师派来，学政例行回避，待揭榜后才出席相关仪式。而古今中外所有考试，都无法保证优秀者必中——深为吴学政器重的王杰落榜了，再一次名落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