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战事积极建言

如果说举行父皇的大丧自有一套礼仪制度，自有大臣认真办理，而嘉庆帝最为牵挂、最不放心的，乃是湖北、四川、陕西正在进行的剿除白莲教之役。正月二十日，即在赐死和珅两天后，颙琰颁旨调整前线清军大营的统帅，曰：

教匪滋事以来今已三载，尚未荡平。揆厥所由，总因和珅压搁军报、诸事擅专，于军务每多掣肘，以致各路军营不敢以实入奏，观望迁延，日久不能蒇事。今和珅业经伏法，此后断无从中牵制之人，朕可力保。带兵大臣等自当咸知奋励，勉赎前愆。但恐势不相下，无所统属，各怀自私自利之心，易启争功诿过之弊。勒保初到川省时尚能振作，近来号令不行，惟以专剿冷添禄一股为词，稽延数月，迄未擒渠，其余各路军营更难兼顾，此即事权不一之明证。今特申明军纪。勒保着授为经略大臣，赐以印信，所有各路带兵大臣及总督宜绵、景安，巡抚倭什布、秦承恩、高杞等悉受节制。明亮、额勒登保素谙军旅，且办理川楚邪匪以来，明亮剿平孝感贼匪，额勒登保擒获首逆覃加耀，均曾著有劳绩，俱着实授副都统，授为参赞大臣。伊二人应否与勒保同在一路，抑或别领一军分布要路之处，着勒保酌量情形办理。其余将领，俱着勒保酌派具奏。同知刘清闻其平日官声尚好，着勒保奏明量予升擢，以从民望。〔3〕

这次调整，应是嘉庆帝与新的军机处商酌后的决策，是及时和恰当的。与上皇的处处遥制不同，谕旨给了勒保较重的事权，希望他“择扼要适中之地，居中调度，统摄各路”，对不遵军令者指名参奏，并予以便宜行事之权。勒保之弟永保本因获罪监禁，也被释放，加恩赏给蓝翎侍卫，命前往军营给哥哥“赍送经略印信，在领队侍卫上行走”。皇上的信赖重用，再加上额外施恩，怎不令勒保感激涕零！谕旨中也说近日收到不少对军务的条奏，命军机处“将各折发交勒保阅看，可行则行，可止则止”。

就在这之后，王杰上疏论川陕战事，实际上是对嘉庆帝的谕旨提出的补充。他认为官军迟迟不能剿灭教众，固然是“事权不一，赏罚不明”所致，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灾民失去依靠，地方官不闻不问，只能成为教军的胁从，“兵力日单而贼焰日炽”。此奏题为《请旨恩抚兵民折》，要点有二，首先是“安良民以解从贼之心”，即大力安抚交战地方的百姓，关心民生，不使他们加入教军，奏曰：

臣闻逆首如王三槐、冉文俦者尚有十数处。三年之内，川楚秦豫四省为所杀伤当不下数十百万人，其幸存而不从贼者亦皆锋镝之余，骨肉伤残，惊魂未定，男不暇耕，女不暇织。若再计亩征输，甚者分外加派，胥吏因缘勒索，种种艰苦情形，固无由达于圣主之前也。仰乞皇上特颁恩旨，叙其害而悯其惨，俾小民抑郁之怀仰蒙日月之照，衷怀怨愤当可少释；并祈将被贼地方今岁钱粮悉予蠲免，专派廉能道府大员分投查访，不令地方官及胥吏等舞弊重征。不特受害良民顿邀拊畜之仁，即胁从之众闻此浩荡隆恩，亦必恋其亲属田园，不难回心易虑。有归来者，概勿穷治，而贼势或可渐孤矣。

从政近四十年，位至枢阁大员，王杰从未忘根本，始终关注着底层百姓，有一种悲悯情怀。官逼民反，曾使嘉庆帝闻之震惊，而王杰对这四个字的体会更真切，也对官员胥吏如何去“逼”略做解析。他所提出的解决路径也很现实，那就是免除赋税，努力安抚，与民休息。

其二是“抚官兵以励行间之气”，即爱惜和体恤在前线作战的士兵，奏曰：

至于各处征调之兵，三年于役，冒露风雨，载离寒暑。孰无父母，能不怀思？究其所以未即成功者，实由将率（帅）有所依恃，怠玩因循，非尽士卒之不能用命也。亦乞我皇上体说以使民之道，颁发谕旨，曲加怜悯。其中有骄惰不逊者，令经略概行撤回，或就邻省更调，或于附近召募，酌增数万劲旅，申明军纪，鼓励戎行，庶几人有挟纩之欢，众有成城之志，当无不争先奋勇，以张挞伐之威矣。〔4〕

王杰显然不是速胜论者，所提出的关怀士卒、振作士气、招募新兵、训练部伍、增加数万劲旅，都非一朝一夕之事。

这是一份有关白莲教之役的重要奏章，清醒而且平实，切中时弊，又有些不合时宜，尤其是不合皇上的意。嘉庆帝亲政的第二天，即严旨要求当年春天平定教乱。任命勒保时虽未明确设限，那份焦灼急切谁都能看得出。身在禁近的王杰并非不知，或也正因为知晓，才在奏折中坦直上言：动乱的根子在官府的贪酷，解决问题也必须由朝廷下决心，从安民和治军开始。

白莲教起事的三年间，领兵将帅换了好几拨，在上皇身边协理军务的始终是和珅，叛乱愈演愈烈，动荡地域越来越大，王杰的家乡陕西南部也成为重灾区。现在权奸已除，嘉庆帝真诚希望早日敉平叛乱，王杰即上疏议政，盼望皇上能采纳自己的建议，以谕旨形式“遍行晓谕”，从而逐步走向正轨。未见到嘉庆帝的御批。根据后来发布的上谕，可知皇上对安民一条很赞同，尽管财政吃紧，仍陆续发布了一系列的减免措施；对于体恤怜悯前线士卒也认可，要求各营将领不得刻剥勒索；至于招募新兵，训练劲旅，似乎觉得太过漫长，远水不解近渴，未予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