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重刻《御制诗三集》

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王杰同时拜发两份密折，一是奏报巡考各府的情形，二是奏请在浙江翻刻弘历的《御制诗三集》，曰：

钦惟我皇上几余典学，建极敷言，皆敬天勤民、法祖孝慈之至诚流露，而出虽数十万言，不假晷刻而包含宇宙，囊括群言，一本萃精之蕴，以宣造化之奇，实为自古帝王“卿云复旦”以来未有之盛。而况一名一物悉赅，至道纵极，骚雅之后诸诗人所力为扬扢者，亦岂能仰企圣文于万一……〔34〕

乾隆性喜写诗，几乎无时无处不可吟诵，一生得诗四万余首，量多必然参差不齐，后世一些论者视为笑话，实则贬抑过甚。而在当时，身边大臣又哪个不使劲儿夸赞兼忽悠？王杰密折出于真纯和敬爱之情，也不乏溢美之词，皆与这种背景下相关。他在南书房期间，一件日常要务即为皇上整理抄录诗稿，深知其中的史料价值和人格力量，也包括皇上对儒家经典和历史人物的品题，刻印出来让各省士子诵读，对科试策论无疑有所裨益。

为什么王杰仅请求重刻第三集？

乃因前浙江学政钱维城已奏请重刻乾隆御制诗的“初集”“二集”，并得到批准。维城为乾隆十年状元，二十七年九月以刑部侍郎任浙江学政，三十年春奏请“敕发御制诗初集、二集，御制文初集各一部，交直省布政司照颁发经书例，一体刊行”。大学士尹继善认为应接受他的请求，并在全国推行，“广为刊布，以式士林”。乾隆帝予以批准：“准其刊布，着向武英殿请领。”〔35〕有了这一先例，王杰的请求也就合乎道理；或许可以说，曾作为文学近侍的他如果没有此请，才显得不正常。

在奏折中，王杰还特别提出：浙江的重刻由他自己承担费用，自行选择刻工，亲自校对，以报答皇上的厚恩。乾隆帝在折后批了一个“览”字，意思是可以吧，并无太多表示。但这样的臣子，这样发自内心的敬爱，必令大皇帝有些小感动，默记于心。

次年七月初六日，王杰奏报年初接到御批后，即于二月间选工雕版印刷，亲加校对，现将装订好的样书呈送御览；并说拟印二百套分发各府、州、县及各个学校，“俾多士传观诵习，咸窥倬汉之鸿篇，盖沐作人之雅化”〔36〕。折中还说明：印装完竣之后，会将所有版片交到布政使衙门的库房，与前次所刻初集、二集之版放置一处，以供日后需要时刷印颁发。

切不要以为他只做效忠皇上的事，王杰还资助刊刻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据钱大昕《潜研堂文集》记述，就在此时，王杰打算刊刻清初陕西金石学家、隶书名家郭允伯的《金石史》一书，邀他作序，遂欣然命笔。〔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