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福康安赴台

自五十二年正月始，乾隆帝的关注重点、整个军机处的工作重心，都集中于遥远的台湾。

总督常青是在三月携带将军印信登岛的，督办一切军务。这是一员忠诚的军中老将，又有几分平庸，台湾发生变乱，皇上很快意识到其能力不足以管理福建、浙江加上台湾的复杂地域，降旨李侍尧接掌闽浙，命他赴台督战。常青抵台后积极部署，侦知叛军打算侵犯府城，预先于冲要地方派兵埋伏，并亲率官兵乡勇出城迎击，“将弁用命，义民争先奋勇协剿，接仗数次，共枪炮打死贼匪二千余人，生擒正法者五十余名”，叛军狼狈败走。乾隆帝闻讯大喜，谕曰：“常青年逾七旬，尚能如此勇往督战，朕心深为嘉奖。伊系年老之人，宣力海疆，无亲子在旁侍奉，殊堪系念，着将伊子刑部笔帖式喜明赏给三等侍卫，驰驿前往台湾省亲。”〔12〕官军的有力反击，也促使叛军阵营大分化，泉州籍头领庄锡舍带着手下二千余人前来投顺，率部杀敌自效，还召集许多泉州籍乡勇，协同官军作战。漳、泉两地在台客民的旧仇再次引燃，对朝廷是一个好消息，乾隆帝命常青赏给庄锡舍守备一职，予其属下奋勇出力者千总、把总等衔，以示激励。

进入夏季，局势又变得危殆：常青奏报叛军人数众多，台南府城十里之外的村庄已被他们盘踞，六月初八日趁雨直扑清军大营，击退后过几日再次分路来攻，鹿耳门海面上也出现叛军的舰只；驻扎鹿仔港的福建水师提督蓝元枚奏称四面受敌，彰化与淡水交界之处敌情严重，官兵不敷调用，急奏请增兵五千；柴大纪则奏四月十六日有叛军万余来攻诸罗，此后隔几天就来袭扰，虽经亲自带兵出击，可仍不见退走。弘历对柴大纪深有好感，命参赞军务，本想将之实授福建陆路提督，复觉台湾离不了此人，宣称在战事结束后，将令柴大纪以提督管台湾镇总兵事务。至于常青，皇上虽答应其增兵要求，也察觉到他的惊惶，听说清军大营距南部叛首庄大田的据点只有五里，而不敢前往攻剿，更是大为不满。常青奏称叛军营垒周围都是水田、深沟或甘蔗田，道路被有意弄得很窄，皇上在批谕中反问：

道路既经削小，官军人马难行，则贼匪行走自亦不易，乃数月以来贼人四出侵犯，动称万数，是皆由何道而行乎？而官兵辄以道窄沙淤为辞，岂贼能行而官军即不能行，有是理乎？〔13〕

弘历又在考虑换将了。进入名单的有阿桂，但也是年逾七十，不忍心让他远涉重洋；有和珅，一是其腰腿旧疾时常发作，二是自己也离不开他；还有猛将海兰察，又怕常青、李侍尧驾驭不了；最后确定的是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命其火速来热河陛见，面授机宜。而在福康安未到之前，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管理健锐营大臣普尔普、护军统领舒亮已受命带领六十名巴图鲁侍卫章京，分拨先行起程。海兰察为鄂温克族，有勇有谋，屡建奇功，普尔普、舒亮也是久经战阵，看来皇上真的是发狠了。

福康安乃傅恒第三子，孝贤皇后的亲侄子，自幼被接入宫中教养，弘历待之如同亲子。此人性格勇毅果决，十三岁为三等侍卫，十五岁擢二等侍卫，次年升一等侍卫，十七岁任户部右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金川之役，福康安身先士卒，敢于冒雨夜战，连克敌碉，以战功绘像紫光阁。后历任都统、将军，二十六岁为云贵总督，二十七岁为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三十岁任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甘肃爆发回民变乱，福康安受命为参赞大臣、陕甘总督，协助将军阿桂平叛，晋封嘉勇侯，升任协办大学士。此次领命赴台，福康安一路赶行，途中两次胃病发作，也不改行程，于九月十六日赶到厦门。正值台风季节，渡海极不顺利，多次登船被阻回，而他确有大将风范，勇武周详，即使是在厦门和大担岛候风期间，也是积极在当地招揽人才，购置适于岛上作战的军器，如火弹及厚背利刃砍刀，以利攻击叛军营盘之用。

进入秋季，叛军对诸罗的攻势更猛。常青派出总兵魏大斌、蔡攀龙带兵接应，而一路上被围追堵截，士卒大量失散，也未能改变被动局面。乾隆帝觉得难以固守，降旨令柴大纪斟酌，如实在支撑不住，不妨率领官兵以及乡勇撤出。柴大纪回奏称县城的防守久经布置，比较周密，且县城内外居民甚多，不忍将数万生灵丢弃不管，决意坚守待援。皇上览奏极为感动，当即封他为一等义勇伯，并命浙江巡抚琅玕赏给其家属白银一万两。为了表彰诸罗乡勇对官军的支持，传谕将诸罗县改为嘉义县。

十一月初一日，福康安、海兰察等率领一百多名巴图鲁侍卫，以及三千名福建绿营兵，乘坐兵船百余艘抵达鹿仔港。这也说明清军水师的舰船甚小，只可容纳三五十人，一遇风浪就无法开行，几次增援都因海风太大迟滞，甚至发生船毁人亡的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