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庐初出　浦南扬名

1933年4月，干祖望21岁，出师后即在金山张堰镇挂牌行医。由于他年纪尚轻，且无深厚背景，起初门可罗雀，无人登门求诊。干祖望并不着急，他知道，只要自己有过硬的本领，打开局面是早晚的事，所以更加刻苦读书，研读中医古代典籍，挖掘其中的有效方药和理论源头。

干祖望开业挂牌“咽喉外科”，常要熬制各类喉科外用药。每当这时，他便敞开大门，让熬药的香气飘散出去。有时天气好，他干脆把炉子搬到门外，让香气飘满整条大街，吸引许多人来观赏。这是祖父教他的一招，吸引群众，扩大影响。几年之后，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干祖望不再坐“冷板凳”了，诊所逐渐门庭若市起来。每天门诊之余，他依然认真研读医籍，写下心得，自我总结，不断提高医术。这段时间，他熟读了《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温病条辨》《医医病书》《续名医类案》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卫生防疫工作很差，每年都有“疫喉”流行。浦南一带常有“急喉风”（急性喉梗阻）发生。患者咽喉肿痛，吞咽困难，甚至呼吸亦困难，出现三凹征，生命危在旦夕。干祖望学医时练的“抓坛功”为其熟练掌握擎拿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那个年代，环甲膜气管切开术应用尚不普及，擎拿堪称绝技。他凭借娴熟的擎拿技术，配合中药内服、外治，挽救了许多危重病人的生命。

干祖望擎拿时，让患者正坐于方凳上，坐不住者，让别人在旁边扶着坐。患者上肢放松下垂。施术者站在患者背后，一只脚踏在凳上，脚大趾对准患者的骶尾骨处，膝盖紧抵于患者脊背予以固定，另一只脚踏在地上，将两手置于患者的颈项部，两拇指按在颈后哑门穴下，食指、中指按在两侧天窗、扶突、天鼎穴上。这样，就可以开始运气操作了。

1946年，34岁的干祖望迁至松江。有一天，当地一米业巨商患了直肠癌，且已届晚期，托人到处求医，最后请到嘉善的钟稚声。钟稚声是钟道生的儿子，他子承父业，同时也“继承”了父亲的名望，因此要价很高，出诊费100银圆。可是，钟氏几番出诊，病家仍无半点好转迹象。无奈，钟稚声向病家推荐：“松江本地有个干祖望，是先父的高足。你们不妨找他试试吧。”这样，就把干祖望推了出来。干祖望出诊只收两个银圆。一番望、闻、问、切之后，他略加思索，挥挥笔写就一纸医案。业内人士看后，无不称道，理法方药，滴水不漏。出诊几次，患者病情便有了明显好转，因而对干祖望十分感激，派人送来一块“妙手回春”牌匾，还在许多场合为干祖望做“义务宣传”。经此一次，干祖望名声大振，业务逐渐兴旺起来。几年以后，他成了松江、金山及浦南一带的名医。几十年后重提此事，干祖望只道是“运气好”，碰上了机遇。“由于当时京剧界的泰斗，著名老生余叔岩患了膀胱癌，《晶报》和《菊报》每天都刊登余老板的病情及医学界大名家为他开的医案或处方，我都烂熟于心，因此就成竹在胸了。”其实，“运气好”是次要的，如果胸无点墨，即使碰上再好的运气，也无济于事。

行医中，干祖望牢记老师的教诲，对待病人，不论贫富，不分亲疏，一概尽心尽力地给予诊治。正因为如此，干祖望在金山、松江地医界很有声望，几次当选为两地中医协会的会长。有一段时间，国民政府对中医采取一系列压制政策，引起中医界的强烈反抗。干祖望虽然年轻，却也深知这是关系到中医事业生死存亡的大事。他常常奋笔疾书，写下了许多为中医争地位的文章。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中医自身需要发展的观点。例如，1946年，他在《中华医药报》上发表了《中医师不得打针与用西药之我见》一文。文中明确提出：“卫生署”关于中医师不得打针与用西药的条文，是对中医的压制；但作为中医师也应该相信自己，大力使用、积极发展中医自己的丸、散、膏、丹；否则，如果中医师不重视、不发展自己之长，就好比身在“佛门”却老是诵念《圣经》一样，最后是要葬送中医的。这种观点如今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但在当时堪称难能可贵的独到见解。

又如，1947年，他在《中医药周刊》上发表了《如何挽救中医外用药之没落》一文，对一些中医师盲目尾随西医、抛弃中医精华的现象痛心疾首。“能辨出依沙吖啶、代马妥尔的优劣，而竟不知红、黄、升、降药的成分！”他呼吁，要在药物配制方法、规范等方面加强研究。

由于干祖望文字功底扎实，所写杂文、诗词、小品使读者感觉畅快淋漓，1946年，他竟被松江《茸报》聘为长期特约撰稿人。几年时间，他在此报之副刊“五茸草”上，以“冷来阁”等笔名发表了1 000多篇小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