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藏书、读书、教书、写书

书，的确是世界上最好的有益珍品，从古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后“知识就是力量”，到现在“科教兴国”，哪一句话不是把书捧为至高无上的法宝。所谓读书、知识、科学，都是书的同义词。人们的知识、科学、技术，无不来之于书。

笔者与书诚如佛家谓之自有其“夙缘”。自呱呱落地时，就落在书堆里，因为祖父是研究“版本学”的，所以藏书很多。5～18岁在江南藏书家、南社四子（邵力子、柳亚子、姚石子、姚蓬子）之一姚石子家塾里度过。18～22岁习医，老师是书呆子钟道生先生。22～38岁，时在一心想消灭中医的国民党时代，白天挂牌行医之余，为了以后生存而致志于文学创作，为了吸收营养，不能不买书、藏书、再读书。45岁时调入江苏省中医研究所工作，专事整理中医古典文献，工作强迫我精读细读古医书。之后调入教育界，编纂撰写繁多，再不读书，将无啖饭之地。现在除了一个审稿专业户外，还在补偿数十年来积欠的文债。虽然除去许多工作而写的讲义、书册；主编副主编的；与人合作的20种之外，个人创作已经出版者达200万字（发表的论文俱不计算在内），还想补上200万字，争取出版300万字的著作。故而买、藏、读到今天还没“鸣金收兵”，好在“有书万事足，无病一身轻”的我，总能完成指标。

先谈买书。古无书店，但事实上早在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位于长安（今西安）城东南角的常满仓之北，每月朔望两次，人们可在此交换或买卖书籍。买书乐处，只有各类珍品收藏家才能尝到，其中自有一番滋味。在当年经济拮据中去买书，真是“肚里少一餐，架上多几本”，其乐更倍于寻常。不过这种快乐，旁人是无法想象的，诚如欧阳修所谓：“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见《醉翁亭记》）。

藏书。一个与书打交道的人，在他数十年中亲手积累起来的“左图右史”中徘徊、凝坐，即使不阅不谈，也能欢从心出。清初，松江（属上海市）才子郭友松一首《守岁迎春诗》谓“笑君枉储千钟粟，焉及余家几卷书”。虽然郭才子除夕之夜在摸黑中（无钱买灯油）饮着白开水代的屠苏酒，但他胸襟开朗，心里腾欢，从诗句里反射出来，何等风流潇洒，所以然者，就是有几卷书。

读书。宋代陆放翁（1125—1210年）《剑南诗稿·不寐》有“读书有味身忘老”。非但是“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而且还能忘老。近贤徐特立（1877—1969年）更鼓励多读书，谓：“必须多读书，多读书才可以增益见闻”（见《徐特立文集·研究历史的目的与方法》）。

教书。《吕氏春秋·欢学》早就说过“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贵贱贫富”。《晋书·孔愉列传》谓“强邦建国，教学为先”，《陆九渊集·师说》谓“师者，人之模范也”。人们对教书老师何等敬重，你有幸而在讲台上站立一下，就已享受到一份欢乐与愉快。毋何孟老夫子对我们教书的总结了一句话，是：“君子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见《孟子·尽心上》）。

写书。古人把道德、贡献和写书，列为人生三大要事，故《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然五代时中书侍郎王定保在《唐摭言·节操》中言：“范宣之三立，德居其首”。但我总觉得还是立言最有乐处。后汉曹丕（187—226年）《论文》中认为“文章，经国之大事，不朽之盛事也。年寿有时而尽，荣禄止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里的文章就是书。的确如此，人的寿命有限，富贵荣华、高官显爵，一到你死，也随你的寿命同时消亡。只有你写的书，永远不会消失地一代十代百代流传下去。听书写书一事，对我来讲最有吸引力，能不使人感到愉快吗？

读书、教书、写书更有一个大好处在于保健养生方面的。1983年2月12日《参考消息》转载一篇《知识就是力量》的文章，内谓：“日本科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参加实验的有20～70岁的2 000多人，实验结果发现，凡经常积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尽管60岁，思维却同30岁的人一样清楚。而有些不用脑筋的三四十岁人，脑力却衰退了”。与书打交道的好处，就是动用你的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