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六朝至隋、唐（265—907年）

晋代《古事比·身体》：“魏泳之，生而唇缺。就殷荆州帐下医割补。百日不得笑语，唯食薄粥。”可知我们早在1600年前，已能做兔唇修补手术，而且是成功的。

此时，葛洪（284—364年）的《肘后备急方》中，有不少关于外耳道异物、气管异物、食管异物的记载，并介绍了许多取出的方法。

隋代巢元方（550—630年）的《诸病源候论》中，耳鼻咽喉口腔科的资料也不少，它除了发展了病因、病理学说之外，更增添了不少病种，例如耵聍栓塞、耳源性脑膜炎、鼻息肉、急性喉阻塞等古人没有明确认识的病种，并予以阐明补缺。而且把鼻窦炎这一疾病，将儿童和成人分开讨论，因为儿童在解剖、生理和病理各方面都不同于成人，所以病因、症状、病变和治疗等方面也有所差异，而现代医学在最近才发现和注意到这点。

唐朝开国之初，高祖在武德元年就“置尚药局、太医署，其属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凡课药之州，置采药师”，健全了医事制度。《新唐书·百官志》：“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齿、五曰角法。”在形式上耳鼻咽喉口腔科的建立，就在此时开始有了雏形。

如果把扁鹊作为第一个耳鼻咽喉口腔科专业医生的话，那么孙思邈（541—682年）则可说是五官科的奠基人。《备急千金要方》对耳鼻咽喉口腔方面的论述，除了特辟两卷专论之外，散见于各章各节的内容也不少。在《千金翼方》一书还有“通九窍”“衄血”“耳聋”“口疮”等几个专题章节。孙思邈又把这集耳目口齿病的专科，称为“七窍病”。在辨证方面，结合临床实践，予以总结推广，从而沿用到现在。同时他受佛教、道教的影响，更注意到机体本身的统一性与周围环境的统一性，使耳鼻咽喉口腔科在辨证论治上有了进一步发展，从而提高其疗效。治疗方面，除了过去单一的重视内服药之外，更广泛地采用外治、手术、针灸、砭法、导引及食疗等，这也是唐代以前所罕见的。另外，如悬雍垂过长的点擦食盐、急性喉梗阻的烟熏疗法等，也都是孙思邈所首创。

《传信方》（818年）把华佗用白矾治疗喉风（急性咽炎）、张仲景用苦酒汤治疗“咽中生疮，不能言语，声不出音”的两个方法，推陈出新地衍化出“皂荚、矾、米醋同研”，作含漱剂来治疗喉痹，给后人以很大启发，所以其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一方一药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