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区之三：迷信医药

人身之与医药，一如企业实体之与银行贷款，它只能起到急救、帮助渡过难关的作用，无法作为你的长期资金的大后台。所以医与药，也仅仅治病救急，绝对没有能力来使你不死长寿。当然他既能治病救急获安，也间接地使你长寿。但得到这份福利的人，是有病有急的而不是你这样无病无急者。想用药物来提高你的智慧，更是玄了、假了，更不要说延年益寿。宋代大文豪苏东坡（1036—1101年）对公认为补精益智的益智仁做过这样的评价，谓：“海南产益智（绍圣中，1094—1097年贬谪在海南）……其为药治气，止水而无益于智。智岂求之于药”（见《东坡手泽》）。谁说的我已记忆不起，“若药有灵，神农至今不死”，你看，卖药的韩康，东汉时在长安街上卖了三十多年的药，连小孩都知道他，可他自己却眼看着药而死掉。吾师钟道生，自己为医而自己不服药，他生前一句格言：“久病成医，久药成鬼。”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也没有找到过“长生不老药”，可外国人倒找到了。谁？英国的萧伯纳（1856—1950年）。他说：“最好的长生不老药，便是在己身未填沟壑之前彻底地用尽自己。老年人要善用自己的力量，而不要低首于无聊的苦恼与疾病”（见《老人应如何使老有所用》）。笔者，非但把它贴在座右，而且也踏踏实实地这样做。

纵然《诗腋》把药捧上了三十三重天，说什么“仙鸟曾携种，骚经旧识名”“海上仙人果，山中玉女梦”，但无论如何，逃不出东方朔（公元前154—前93年）的一句话，“药医不死病，死病没药医”。借助医药来除病去疾，当然是有求必应，如其作为保健养生，则难说了。宋太宗赵匡义（939—997年）虽贵为天子，富拥天下，但脑子十分清醒，在《宋朝事实类苑》里有这样的叙述，谓“太平兴国九年，太宗谓宰相曰：朕……深夜就寝，五鼓而起，盛暑昼日，亦未尝寝，乃至饮食，亦不过度，行之已久，甚觉得力……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全系人之调适尔”。他后面几句，更加言简而意赅。人包括命运在内的精神与机体的好差，都自己可以掌握。在保健养生方面，全赖调适。调适也者，乃调节到最适合的位置上，那就是“任真”的。

谈了药，再谈医。“医家应有割股之心”这句话我们听得熟之又熟。但可惜讲此言者，没有明确指出，医生应割的是自己的股还是患者的股？现在并不个别的医生，为了多拿药价回扣，不问什么病，都是这个药，所以收入也高了，有时回扣大大地超过工资。假定是割患者的股，则完全做对了，好医生。

每次评晋级、评工资、评模范、评先进的填表，在“服务态度”里大多是“为人民服务”“视患者胜亲人”。而我则自问，还远远没有这高尚的境界，实事求是地填“你求健复我求名”。纵然一个要健康一个要成名绝对不是同路人，可是却坐在一条船上了，要治好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一张漫画，至今记忆犹新，画的是两个一丝不挂的人在打架，旁边一人把两人的衣裤鞋拿走了，旁有“律师”两字的画题。同时还另有一张漫画，画题是“医生”。

患者受惠受害，关键全在医生的医德上。不过一般人说：“医德”远远的“今不如昔”。那么昔人的究竟有多少？没有度、量、衡，无法计算。有人说中医自唐代孙思邈（541—682年）的《大医精诚》，之后明代龚廷贤（1557—1619年）的《医家十要》，陈实功（1555—1636年）的《医家五戒十要》、缪希雍（1546—1627年）的《祝医四则》，到清代张路玉（1617—1698年）的《医门十戒》止的1250年中，医学文献中谈论“医德论”，用三位数字计，真是洋洋大哉。这样庞大数字来谈医德，当然古人高极了。可是也有人说“凡‘禁止小便’‘禁倒垃圾’的纸条，多在小便、倒垃圾最多的地方出现”，更奇怪的是纸条的多少和小便、倒垃圾的多少是呈正比的。

有了药，没有医生就不能用，所以“用药”一词，包括医和药。明代顾逢伯《分部本草妙用·自序》“尝闻用药如用兵，药之能力，各效其医”。本来载舟之水，也能是覆舟之水。水尚且如此，更遑论用药了！你想把健康长寿寄望于医药者，最后给你一个回报，是竹篮打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