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者并重，要深刻认识——养心+养身，养心重于养身
养生之道，须心身并养，且养心重于养身。2 500年前老子的学生辛计然就说过：“太上养神，其次养形”（见《文子》）。心藏神（《素问·调经论》），故神即是心；形骸即身体，故形即是身。
养生而论，单以心与身的孰重孰轻？也是以心为重。荀况（公元前313—前238年）也谓：“相形不如论心”（见《荀子·非相》）。
南北朝梁的范缜（450—510年）在《神灭论》中指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异，就是离开、脱离、离异，用现代语来说，“形”是人的机体，“神”是人的精神和思想，也即古人或中医之所谓“心”。思想也就是心，有了思想而没有机体，那么哪里还有一个人；光有了机体而没有思想，也不是完整的人。所以机体加思想，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范缜的确说得很好。
事实上，思想比机体更重要，所以要求健康长寿而只知道在机体上投资，是“舍本求末”的愚蠢无知，是徒劳的。重点投资于思想上才是把水灌溉在树根上的“本立而道生”。清代学者石天基在《传家宝》中直接爽快地说：“身安不如心安。”北齐时生不逢时的学者刘昼也谓：“将全其形，先在理神”（见《刘子·清神》）。《庄子·达生》中的“形全神变，天为一”，更突出强调非但身心两重而且心更重于身，这样就符合于荀况所谓“本末相顺”（《见荀子·礼论》）。如其重身轻心，则一如汉代贾谊（公元前201—前169年）《新书·过秦下》指出的“故周王序（指先本后末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了。
所以养生者必须先养其心后养其身，要机体的健康必须首先有赖于思想的健康愉快。春秋时伍子胥（？—公元前484年），在文昭关以极度悲恐忧虑而一夜之间须眉头发由黑变白。范增（公元前277—前204年），因忧忿而诱致背部生痈丧身。
或谓这是公元以前事，是否准确？再则他两人更没有亲口说是病出于精神创伤。那么再举现代的一例。1966年开始的“三家村”冤案，邓拓在1966年、吴晗在1969年先后因倍受折磨而含恨归天，只有廖沫沙独享天年，活了下来。有记者问廖：“你是怎样幸免于难的？”廖第一句回答是“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点就是凡事不着急，遇事想得开，有点阿Q精神”。第二句是“我本一个小人物，林彪、‘四人帮’那么一搞，竟使我举世闻名”。第三句是在被批斗之际写的一首七律诗：“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他第一句是说明这场苦难与我无关；第二句，流露出因祸得福，颇自得意；第三句，更表达出这种风韵潇洒的事，我能有幸而遇到。试问这样地对待环境，哪有伤心之理？心既不伤更遑论伤身。笔者在“文革”时，宿牛棚、挨批斗、清扫厕所，可是本来仅仅48千克之躯，长到了53千克。可惜好景不长，之后又下滑到49千克左右，保持到今天。
唐代孙思邈（541—682年）提出了养心保健法，并身体力行，享年141岁。他提出一句名言，值得我们铭记心中。谓：“德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年。”这里的“德”，除了道德、品德之外，更可作为儒家“人的自然禀性”来领会，例如《礼·中庸》的“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言可证。“克”，是克己，意思是能够克制自己的私欲，约束自己，如《论语·颜渊》的“克己复礼为仁”的克学。“德不克”就是“你对自己本身的自然本性没有约束”，也就是心还没养好，即使你天天吃补药养身，也没法得到健康长寿。
这里再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浇花木的水，应该浇在根部，切莫专事润洒其枝叶。浇在根部虽然一时间不可能见到效益，洒在枝叶即刻就可见到滋润潮湿；但浇在根的，可以全部给花木以营养，而洒在枝叶上的蒸发干掉，对花木一无获益。所以养生，养在心的就是浇根部；养在身者，当然仅仅似枝叶上洒些水而已。
现在不求理论，实事求是地以事论事吧。凡仓库保管员、农植场农艺师、动物园饲养员和保健养生学家，四者的目的完全相同，他们对工作对象（不管是材料、成品、植物还是动物和人）所负的职责，都是使服务对象保全完整无伤，不变质不老化，力求延长寿命。但其工作手段却截然不同：仓库保管员的对象是死的、无生命的，只需采取一些措施如避光、避热、避火、防潮、防霉、防燥、防蛀等，虽曰麻烦，认真做到，便是尽职了。但农艺师则不然，他的工作对象是具有生命的植物，除了保管员的基本功之外，更要注意光照、水分、施肥、除草、除虫、防旱、防涝、防台风、修剪等许多保管员所没有的工作。而饲养员的工作对象非但有生命，而且还有低级的思维活动，其工作内容当然也要高出一筹。至于人，则思想活动已发展到较高的境界，你还像仓库保管员、农艺师、饲养员那样不懂养心，能行吗？
所以，历来不少养生格言中多有突出养心的。如唐代白居易（772—846年）写有“心有千载忧，身无一日闲”的诗句。其他如无名氏《天隐子·安处》中的“内安于心，则身安矣”；宋代陆游（1125—1210年）的“一笑失百忧”；宋神宗时中大夫龚鼎臣的“物有善蛰藏者，保其身也；人若能藏蛰志意，是保其神也；保身则气全，保神则形全，形与神不相离也”；明代李时珍（1518—1593年）的“衣食足则形乐而外实，思虑多则志苦而内虚”；明代冯梦龙（1574—1646年）就认为“气是无烟火药”。养身与养心孰重孰轻更可心中了然了。
历来的养生家虽然没有明确强调养心的观点，但“禁怒”“忌怒”“淡泊”“无欲”，倒也没有忘掉。至于你有了“怒”才想“禁”和“忌”，有了“欲”再想“无”是没有用的。把心养好之后，“怒”和“欲”自然不会产生出来。你等这个火烧了起来之后，再把它扑灭，则不让这个“火”烧起来，不是更好吗？因为你真正能够养心，这“怒”与“欲”根本不会产生。明代薛瑄（1389—1464年）《读书录》谓：“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尽，以是知克己最难。”其所难者，薛学士虽然满腹经纶尚仅知制怒甚至不怒，而不知道不生怒需要从养心中得来，当然不能责怪一般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了。
或谓，这“古人云”是否再适合于今天？当然适合。革命前辈陶铸（1908—1969年）对心与身的看法，也是心重于身。曾谓：“一个人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是不行的”（见《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物质指身，精神指心。
现在会址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概念有了新的标准，把道德修养纳入健康范畴。美国一项持续25年的跟踪调查发现：敌对情绪较强者，死亡率达14%，而性格随和者仅2.5%。孤独寂寞者死亡率比乐于助人者高2.5倍。所以已有人提出一句“心慈者长寿”。这句口号，绝对不是佛教的因果论，而恰恰是中国流行了2 500年的“仁者寿”。其理安在？因为养心达到无私欲、无利己者，都是心慈者，也即中国人所谓“仁”者。《庄子·田子言》“哀莫大于心死”，更证实养心远远重要于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