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可以说是惠特曼精神上的女儿

作为“现代舞之母”，邓肯竭力想发现一种新舞蹈，这种“新舞蹈”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她所从属的时代的印记。邓肯自认为：“我发现的舞蹈足以同惠特曼的诗媲美。我实在可以说是惠特曼精神上的女儿，我要为美利坚的儿女创造出一种表现美利坚精神的新舞蹈。”（《自传》第33页）她还认为：“我能够求救的舞蹈大师只有三人：让·雅克·卢梭、沃尔特·惠特曼和尼采。”（《自传》第85页）

那么，邓肯所认为的“表现美利坚精神的新舞蹈”究竟是怎样的舞蹈呢？为此，邓肯曾写了一篇《我看见美利坚在跳舞》的专论，说：“……我仿佛看见美利坚在跳舞！这舞蹈足以表现惠特曼听见美利坚在歌唱时的那种歌声……我想象中的这种舞蹈，丝毫没有狐步舞或查尔斯顿舞的任何痕迹，它倒有着孩子般欣喜雀跃的步伐，跃向未来的成就，跃向足以显示美国生活的伟大新境界。”还说：“这舞蹈不像跳査尔斯顿舞那样猿猴似地摇摆抖动，而是一种奋发向上的有力舞动。它搏击直上，超越埃及的金字塔顶，超越希腊的巴台农神殿，表现出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和力……这种舞蹈没有芭蕾舞那种无聊的故作姿态，也没有黑人舞那种肉感的疯癫狂乱，它是纯净的。我看见美利坚在跳舞，她优雅而健美，一只脚独立于洛基山的山巅上，双臂展开，从太平洋一直伸展到大西洋，美丽的头部直抵云霄，头戴千万颗明星组成的金冠，光芒万丈。”（《论舞》第44—46页）

为了呼唤这种“新舞蹈”，邓肯激烈地抨击芭蕾和各种舞会舞。她说：“真正典型的美国舞蹈家绝不会是芭蕾舞蹈家。她们的腿太长，身体太柔软，精神太自由，不适合跳这种矫揉造作的、踮着脚尖走动的舞蹈。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芭蕾舞明星都是些身架小巧的矮个儿女子。身材高大、体态健美的女子绝不可能跳芭蕾舞。能最好地表现出美国最佳状态的舞蹈绝不可能是芭蕾。即使你有最奔放无羁的想象力，也无法想象出自由女神跳芭蕾舞的形象。”她还说：“老式的华尔兹舞和玛祖卡舞是病态的感伤情绪和浪漫情调的表现。这类玩意，已为现时代青年所不屑。至于小步舞，那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朝臣们用来向长裙曳地的贵妇们献殷勤的，这种奴相十足的舞蹈跟思想自由的美国青年又有何相干？……我们的儿童为什么要卑躬屈膝地去跳这种装模作样、奴相十足的小步舞呢？为什么要稀里糊涂地转来转去跳那种自作多情的华尔兹舞呢？不如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大步行进、欢腾跳跃、昂首张臂跳出我们父辈的风貌，表现出我们的英雄豪气，表现出我们女子的正直、仁慈和纯洁，表现出我们母亲心中洋溢着的爱心和温柔之情……”（《论舞》第46—47页）

邓肯自言是“惠特曼精神上的女儿”，为寻找一种“美利坚精神”的舞蹈表现，她在激烈地抨击芭蕾和舞会舞后，把目光投向了古希腊。因为她相信“我们现有的舞蹈全都来源于古希腊”。一方面，邓肯努力向观众解释她所跳的舞并非“希腊舞”；另一方面，她又认为要成功地使舞蹈得到复兴，就要恢复舞蹈的本来地位——如古希腊典型的悲剧合唱舞蹈。邓肯强调：“我们必须把悲剧合唱交还给舞蹈，再把舞蹈交还给其他艺术。悲剧合唱队是舞蹈的真正用武之地。”“使各种艺术聚合在悲剧合唱的周围，使舞蹈重新获得它在合唱里的地位，这就是理想。每当我跳舞时，我总是力图使我的舞蹈成为合唱：我曾像年轻姑娘们的合唱那样欢呼凯旋的舰队，我曾以舞蹈歌颂过战神、歌颂过酒神，我从未孤零零地跳过舞。舞蹈，当它和诗歌、音乐结合在一起时，它必将再次承担起悲剧合唱的使命。这就是舞蹈惟一的和真正的目的。这就是它想再度成为一门艺术的惟一出路。”（《论舞》第86—90页）

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美利坚精神”的舞蹈表现与古希腊的悲剧合唱舞蹈在邓肯的理想中竟是统一着的；巴台农神殿的陶立克圆柱与头戴金冠的“自由女神”是统一着的。邓肯曾这样表述：“我所努力的，就是要把人体和陶立克圆柱联系在一起，并把那样的感受表现出来……陶立克圆柱并不是对外部自然的表面模仿，而是对自然的伟大而神秘的内在法则的深刻理解……这些圆柱看上去是那样笔直，其实并不直；每一根从底部到顶端都微微地弯曲着，每一根都是呈波动状，都在涌流不息，而且一根和一根之间有着一种和谐的运动。于是，我一边想，一边慢慢地向着神殿举起了双臂，并且使身体向前倾斜。于是我便明白了，我已经有舞蹈可跳了，那是一种祈祷。”（《论舞》第60—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