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梦华录》与《武林旧事》的“都市民俗”
《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与《武林旧事》均为宋人所著。只是《东京梦华录》所忆乃北宋京城汴梁（开封）民俗。《梦粱录》《武林旧事》所记乃南宋京城临安（杭州）民俗。在中国古代舞蹈史（两宋部分）的撰写中，这三部文人笔记都是撰写者必须参阅的重要史料。或许是在两宋之前没有这样系统叙述民俗风情的笔记，因而古代舞蹈史让我们得以窥见的民俗舞风，在汉代是经乐府机构采集并修饰的民“乐舞歌诗”，而在汉以前主要是采诗官采集并经由孔子删改而成的《诗经》。唐代诗家“借诗明志”所涉猎的“胡乐胡舞”则可视为“域外民俗”。或许正是有了《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与《武林旧事》这些专门的叙述，我们得以看到民俗歌舞的“真面”而非经过删改、修饰的“贴面”。这也就是为何在一些舞蹈史家申说中国古代舞蹈周、汉、唐三朝“高峰”之时，吴晓邦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舞蹈的“盛世”是宋代——这主要是“礼失求诸野，乐失亦求诸野”的民俗歌舞活动的繁盛。就其文化渊源而言，这可视为商代中原民俗歌舞和汉代江南民俗歌舞的复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具有对周代礼乐“教化”功能和唐代胡乐“交侵”影响加以“反拨”的意味。
（一）“节物风流，人情和美”的“诸军呈百戏”
我们先来看看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该书的“自序”写道：“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衢，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街，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环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瞻天表则无夕教池，拜郊孟享……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会；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囊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东京梦华录》第1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自序”中，孟元老谈了该书的得名，暗喻出对一种繁荣景象的追忆。该书由十卷构成，前四卷依空间格局来铺叙，后五卷循时间节令来描绘；居中的第五卷，分为《民俗》《京瓦伎艺》《娶妇》《育子》四目。《京瓦伎艺》即东京的瓦肆伎艺名家，仅技艺类别就有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筋骨上索、球杖踢弄、舞旋、小儿相扑、掉刀蛮牌、弄乔影戏、弄虫蚁、诸宫调、说诨话等等。当然，对此叙述得最详尽者，是第七卷的《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现摘要如下：“驾登宝津楼，诸军百戏，呈于楼下。先列鼓子十数辈，一人摇双鼓子，近前进致语，多唱‘青春三月蓦山溪’也。唱讫，鼓笛举一红巾者弄大旗，次狮豹入场，坐作进退，奋迅举止毕。次一红巾者，手执两白旗子，跳跃旋风而舞，谓之《扑旗子》。及上竿、打筋斗之类讫，乐部举动，琴家弄令，有花妆轻健军士百余，前列旗帜，各执雉尾、蛮牌、木刀，初成行列；拜舞互变‘开门夺桥’等阵，然后列成‘偃月阵’。乐部复动‘蛮牌令’，数内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出场凡五七对，或以枪对牌、剑对牌之类。忽作一声如霹雳，谓之‘爆杖’，则蛮牌者引退。烟火大起，有假面披发、口吐狼牙烟火如鬼神状者上场——着青帖金花短后之衣，帖金皂裤，跣足，携大铜锣随身，步舞而进退，谓之《抱锣》。绕场数遭，或就地放烟火之类，又一声‘爆杖’，乐部动《拜新月》慢曲，有命涂青碌，戴面具金晴，饰以豹皮锦绣看带之类，谓之《硬鬼》——或执刀斧，或执杵棒之类，作脚步蘸立，为驱捉视听之状。又‘爆仗’一声，有假面长髯、展裹绿袍靴简如钟馗像者，傍一人以小锣相招和舞步，谓之《舞判》。继有二三痩瘠以粉涂身、金晴白面如骷髅状，手执软仗，各作魁谐趋跄，举止若排戏，谓之《哑杂剧》。又‘爆仗’响，有烟火就涌出，人面不相睹；烟中有七人，皆披发文身，着青纱短后之衣、锦绣围肚看带；内一人金花小帽、执白旗，余皆头巾、执真刀，互相格斗击刺，作破面剖心之势，谓之《七圣刀》。忽又‘爆仗’响，又复烟火，出散处以青幕围绕，列数十辈，皆假面异服，如祠庙中神鬼塑像，谓之《歇帐》，又‘爆仗’响，卷退。次有一击小铜锣，引百余人，或巾裹，或双髻，各着杂色半臂，围肚看带，以黄白粉涂其面，谓之《抹跄》。各执木掉刀一口，成行列，击锣者指呼，各拜舞起居毕，喝喊变阵子数次，成一字阵，两两出阵格斗，作夺刀击刺之态百端讫，一人弃刀在地，就地掷身，背着地有声，谓之《板落》。如是数十对迄，复有一装田舍儿者入场，念诵言语讫；有一装村妇者入场，与村夫相值，各持棒杖互相击触，如相驱态，其村夫者以杖背村妇出场毕，后部乐作，诸军缴队杂剧一段，继而露台弟子杂剧一段……”（《东京梦华录》第47—48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两宋之时，已无先秦时的采诗官或汉魏时“乐府”之类的机构采风以观政或采风以猎奇；此间的“驾登宝津楼”，很有些《孟子·梁惠王章句》中所主张的“与民同乐”的意思，也即“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而此间的“诸军呈百戏”，虽不乏“装神弄鬼”，但似乎延续了《尚书·大禹谟》书写的“耀武扬威”的传统，所谓“三旬，苗民逆命……帝（舜）乃诞敷文德，舞干戚于两阶；七旬，有苗来格”。只是此时“大宋”的气象已无法使辽、金“逆命”者“来格”了，故也只能“装神弄鬼”“戏倡舞象”而已。
（二）“朝廷与民同乐之意”根源于“废教坊职名……”
关于吴自牧撰《梦粱录》，时人都穆有“跋文”写到：“《梦粱录》二十卷，钱塘吴自牧撰。钱塘自宋南渡建都，其山川宫阙，衣冠礼乐，遂甲天下。而其时序土俗、坊宇游戏之事，多以细琐，不登史册。自牧生长于宋，目击其事，特为之纪述；则南宋虽偏安一隅，而承平气象，犹可因此想见，亦一快也。先自牧有孟元老者，著《梦华录》备载汴京故事；此‘录’续元老而作，殆合璧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写道：“《梦粱录》二十卷……是书全仿《东京梦华录》之体，所记南宋郊庙宫殿，下至百工杂戏之事，委曲琐屑，无不备载。然详于叙述，而拙于文采；俚词俗字，展笈纷如，又出《梦华录》之下。而观其‘自序’，实非不解雅语者；毋乃信刘知几之说，欲如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方言世语，由此毕彰乎（语见《史通·言语》）。要其措词质实，与《武林旧事》详略互见，均可稽考遗闻，亦不必责以辞藻也。”（《梦粱录》第182—183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此间所涉对《梦粱录》一书的评价，一是认为该书可视为《梦华录》的续书，且二者可视为“合璧”之作；二是认为该书虽“拙于文采”但“详于叙述”，其“措词质实”而有助于“稽考遗闻”——也就是说，这是一部很好的考索“时序土俗、坊宇游戏”的史料。比如在卷一“元宵”中写道：“今杭城元宵之际，州府设上元醮，诸狱修净狱道场，官放公私僦屋钱三日，以宽民力。舞队自去岁冬至日，便呈行放……此岁岁州府科额支行，遮几体朝廷与民同乐之意。姑以舞队言之，如清音、遏云、掉刀、鲍老、胡女、刘衮、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焦槌架儿、仕女、杵歌、诸国朝、竹马儿、村田乐、神鬼、十斋郎各社，不下数十；更有乔宅眷、旱龙船、踢灯、驼象社。官巷口、苏家巷二十四家傀儡，衣装鲜丽，细旦戴花朵披肩、珠翠冠儿，腰肢纤袅，宛若妇人。府第中有家乐儿童，亦各动笙簧琴瑟，清音嘹亮，最可人听；拦街嬉耍，竟夕不眠……诸酒库亦点灯毬，喧天鼓吹，设法大赏，妓女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弟子买笑追欢……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已；甚至饮酒熏熏，倩人扶著，堕翠遗簪，难以枚举……”（《梦粱录》第3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元宵”历来是民间自发的盛大节目，其“夜游寻欢”之举似乎承续了自古而有的“夜宴歌舞”之风，且更体现出“朝廷与民同乐之意”。这其间的诸多“舞队”似乎只是营造出一种热闹的氛围，少不了的是“妓女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弟子买笑追欢”，也少不了“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关于乐舞表演的叙述，《梦粱录》卷二十在《妓乐》《百戏伎艺》《角觝》三个条目下来分述，这或许也是作者的一种分类方法，当然最贴合本体意义上的“乐舞”表演的是《妓乐》。书中写到：“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旧教坊有筚篥部、大鼓部、拍板部；色有歌板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龙笛色、头管色、舞旋色、杂剧色、参军色等……色有色长、部有部头；上有教坊使、副钤辖、都管、掌仪、掌范，皆是杂流命官。其诸部诸色，分服紫、绯、绿三色宽衫，两下各垂黄义襴；杂剧部皆诨裹，余皆幞头帽子；更有小儿队、女童采莲队……绍兴年间，废教坊职名，如遇大朝会、圣节、御前排当及驾前导引奏乐，并拨临安府衙前乐人，属修内司教乐所集定姓名，以奉御前供应……南渡以后，教坊有丁汉弼、杨国祥等……且谓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先吹曲，破断送，谓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务在滑稽唱念，应对通偏。此本是鉴戒，又隐于谏诤，故从便跣露，谓之无过虫耳；若欲驾前承应，亦无责罚，一时取圣颜笑。凡有谏诤，或谏官陈事，上不从，则此辈妆做故事，隐其情而谏之，于上颜亦无怒也。又有杂扮，或曰‘杂班’，又名‘经元子’，又谓之‘拔和’，即杂剧之后散段也。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端。今士庶多以从者，筵会或社会，皆用融和坊、新街及下瓦子等处散乐家，女童装末，加以弦索赚曲，只应而已。大凡动细乐，比之大乐，则不用大鼓、杖鼓、羯鼓、头管、琵琶等，每只以箫、笙、筚篥、嵇琴、方响，其音韵清且美也。若合动小乐器，只三二人合动尤佳，如双韵合成阮咸，嵇琴合箫管，鍫琴合葫芦琴……又有拍番鼓儿，敲水盏，打锣板，合鼓儿，皆是也。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梦粱录》第177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宋代、特别是南渡之后的南宋，民间俗乐舞的兴盛成为乐舞文化发展的主流，是“礼失求诸野，乐失亦求诸野”的一个显见事实。与周代崇雅抑郑、汉代敬雅趋杂的总体状态相比，宋代是避雅扬散——宫廷流落的“散乐”成为民间俗乐舞的主体。上述《妓乐》条目大体叙述了这一进程：从“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到“废教坊职名……拨临安府衙前乐人，属修内司教乐所集定姓名，以奉御前供应”，再到“今士庶多以从者，筵会或社会，皆用融和坊、新街及下瓦子等处散乐家”……实际上也揭示了彼时民间俗乐舞得以兴盛的一个内在动因，即“教坊散乐”不再被宫廷豢养，在“为民取乐”中成为“民之所乐”。
（三）“最为真确”与“叙述尤详”的“都城杂事”
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一并可鼎立而观者还有《武林旧事》。《四库总目提要》载：“《武林旧事》十卷，宋周密撰。密字公谨，号草聪，先世济南人。其曾祖随高宗南渡，因家湖州，淳祐中尝官义务令，宋亡不仕，终于家。是书记宋南渡都城杂事，盖密虽居弁山，实流寓杭州之癸辛街，故目睹耳闻，最为真确；于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养之故迹，叙述尤详。自序称：‘欲如吕荥阳《杂记》而加详，如孟元老《梦华》而近雅。’今考所载，体例虽仿孟书，而词华典赡，南宋人遗篇剩句，颇赖以存，‘近雅’之言不谬；吕希哲《岁时杂记》今虽不传，然周必大《平园集》尚载其序，称其‘上元一门，岁至五十余条’，不为不富，而密犹以为未详，则是书之赅备可知矣。”（《武林旧事》第197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对于《武林旧事》所记“都城杂事”，此间所言“最为真确”与“叙述尤详”，是对其所为“在野之史”的最高评价了。关于民间歌舞活动，《武林旧事》主要记述在卷第二“元夕”条目中，其文曰：“禁中自去岁九月赏菊灯之后，迤逦试灯，谓之‘预赏’。一入新正，灯火日盛，皆修内司诸珰分主之，竞出新意，年异而岁不同……都城自旧岁孟冬驾回，则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绾者数十队，以供贵邸豪家幕次之玩。而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毬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三桥等处，客邸最盛，舞者往来最多。每夕楼灯初上，则箫鼓已纷然自献于下。酒边一笑，所费殊不多。往往至四鼓乃还。自此日盛一日。姜白石有诗云：‘灯已阑珊月色寒，舞儿往往夜深还。只因不尽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东城尽舞儿，画金刺绣满罗衣。也知爱惜春游夜，舞落银蟾不肯归。’吴梦窗《玉楼春》云：“茸茸狸帽遮梅额，金蝉罗剪胡衫窄。乘肩争看小腰身，倦态强随闲鼓笛。问称家在城东陌，欲买千金应不惜。归来困顿怠春眠，犹梦婆娑斜趁拍。’深得其意态也。至节后，渐有大队如四国朝、傀儡、杵歌之类，日趋于盛，其多至数千百队。天府每夕差官点视，各给钱酒油烛多寡有差……终夕天街鼓吹不绝。都民市女，罗绮如云，盖无夕不然也。至五夜，则京尹乘小提轿，诸舞队次第簇拥前后，连亘十余里；锦绣填委，箫鼓振作，耳目不暇给……李筼房诗云：‘斜阳尽处荡轻烟，辇路东风入管弦。五夜好春随步暖，一年明月打头圆。香尘掠粉翻罗带，密炬笼绡斗玉钿。人影渐稀花露冷，踏歌声度晓云边。’……白石诗云：‘沙河云合无行处，惆怅来游路已迷。却入静坊灯火空，门门相似列蛾眉。’又云：“游人归后天街静，坊陌人家未闭门。帘里垂灯照樽俎，坐中嬉笑觉春温。’……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毬、销金合、蝉貂袖、项帕，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游手浮浪辈，则以白纸为大蝉，谓之‘夜蛾’……翠帘销幕，绛烛笼纱；徧呈舞队，密拥歌姬，脆管清吭，新声交奏；戏具粉婴，鬻歌售艺者，纷然而集……”（《武林旧事》第34—37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
（四）对《武林旧事》所述“舞队”事象的分析
此后，该书记述了“舞队”七十余种，计有：大小全棚傀儡、查查鬼、李大口、贺丰年、长瓠脸、兔吉、吃遂、大憨、粗旦、麻婆子、快活三郎、黄金杏、瞎判官、快活三娘、沈承务、一脸膜、猫儿相公、洞公嘴、细旦、河东子、黑遂、王铁儿、交椅、夹棒、屏风、男女竹马、男女杵歌、大小斫刀鲍老、交衮鲍老、子弟清音、女童清音、诸国献宝、穿心国入贡、孙武子教女兵、六国朝、四国朝、遏云社、绯绿社、胡女、凤阮嵇琴、扑蝴蝶、回阳丹、火药、瓦盆鼓、焦槌架儿、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乔乐神、乔捉蛇、乔学堂、乔宅眷、乔像生、乔师娘、独自乔、地仙、旱划船、教象、装态、村田乐、鼓板、踏跷、扑旗、抱锣、装鬼、狮豹、蛮牌、十斋郎、耍和尚、刘衮、散钱行、货郎、打娇惜等等。周密评述道：“其品甚伙，不可悉数。首饰衣装，相矜侈靡，珠翠锦绮，眩耀华丽，如傀儡、杵歌、竹马之类，多至十余队。十二、十三两日，国忌禁乐，则有装宅眷笼灯，前引珠翠，盛饰少年尾其后，诃殿而来，卒然遇之，不辨真伪。及为乔经纪人，如卖蜂糖饼、小八块风子，卖字本，虔婆卖旗儿之类，以资一笑者尤多也。”（《武林旧事》第39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那时所称“舞队”，大致与近世的“社火”或“秧歌会”相近，应该是民间自发组织的表演，也应该是古老“蜡祭”的庚续流变——是所谓“百日之劳，一日之蜡”的消遣与放纵。从《武林旧事》所记述“舞队”来看，有这样几种状况值得我们关注：其一，有些舞队具有经久的魅力，以“舞队”或以“秧歌”队中的角色流传至今，比如竹马、踏跷、扑旗、蛮牌、扑蝴蝶、旱划船、村田乐等等。其二，有些舞队在同一“舞态”下有不同“队列”构成，这说明它们在当时有更强的影响力，比如大小全棚傀儡、大小斫刀鲍老、交袞鲍老、男女竹马、男女杵歌、子弟清音、女童清音、快活三郎、快活三娘等等。其三，有不少舞队饰有前缀“乔”字，如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乔乐神、乔捉蛇、乔学堂、乔宅眷、乔像生、乔师娘等（还有一个作为后缀的“独自乔”）；目前最贴近这个语境的成语是“乔装打扮”，但鉴于几乎所有的舞队都是“乔装打扮”出行，故作为前缀的“乔”应该并非此义；从唯一作为后缀的“独自乔”来看，这个“乔”可能具“调侃”“戏弄”之义，类似后世的“化妆相声”表演。其四，还有个别舞队带有后缀“儿”字，如大憨儿、王铁儿、焦槌架儿，以及虽未缀“儿”但会读出“儿话音”的长瓠脸、粗旦、细旦、竹马、瞎判官等等，这些“儿化音”是北方游牧民族发声方式对古代汉语语音的影响——如果说，唐代的宫廷燕乐较多地融入了西域的“胡乐”；那么宋代的民间散乐明显有北方游牧民族的游艺活动渗入，对此史籍未曾冠名，似可称为“鞑乐”（如后世有所谓“鞑子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