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剧《斯巴达克》的“结构马赛克”和“特写定格”

中国当代舞剧创作，较长时间一直以苏联“戏剧芭蕾”的经典为师，特别是扎哈洛夫的《泪泉》。八十年代初（1983年），西德斯图加特芭蕾舞团来京演出了约翰·克兰科编导的《奥涅金》，引起了我国舞剧界的极大关注和推崇。李承祥、舒巧等著名编导都认为该剧很好地用“本体性”的舞蹈手段解决了舞剧的“戏剧性”问题。肖苏华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得确立“交响芭蕾”的创作理念，就得师法以《宝石花》《爱情的传说》等作品确立了“交响芭蕾”地位的格里戈罗维奇——特别是以他的《斯巴达克》作为典范。为此，他认真撰写了《论〈斯巴达克〉的艺术特征》，希望为我国舞剧创作确立起超越《泪泉》、且与《奥涅金》并驰的“两架马车”作为参照。《斯巴达克》创编于1968年，是唯一荣获苏联最高文学艺术奖“列宁奖金”的芭蕾舞剧作品。该剧问世二十年后的1989年，它来北京参加第二节中国艺术节的盛大演出活动，给（新时期）中国舞剧界带来了继《奥涅金》之后的又一次大惊喜。肖苏华的论文重点分析了舞剧《斯巴达克》的结构——因为如他后来所说，一部舞剧能否成功，结构占比百分之七十而语言只占比百分之三十。肖苏华指出：“舞剧《斯巴达克》的结构严谨到了精密的程度，具有非常强的逻辑性。全剧共分为三幕，每幕又分为互相交替的四场和三段舞蹈独白……每一幕的结构都是相同的：一场——独白——二场——独白——三场——独白——四场。每段‘独白’犹如连接两场间的河流，它源于前场又自然而然地流入后场。我们以第一幕为例进行简单分析：它的第一场《克拉苏的凯旋》与第三场《狂欢》是着重刻画罗马帝国军事首领克拉苏的；第二场《奴役》和第四场《逃亡》则是用来塑造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的伟大形象。由此不难看出格里戈罗维奇采取鲜明对比、强力反差与彼此呼应这两种手法来结构第一幕。该幕第一场辉煌激昂，第二场悲愤低沉，第三场狂喜妄为，第四场绝望醒悟——这是对比、反差的手法。第一场统治者是以胜利者的面目出现，第三场他们则是一群花天酒地、淫乱无度的乌合之众；被统治者在第二场中是受苦受难、入地无门上天无路的奴隶，第四场中他们已成为开始觉悟、挣脱锁链的起义者——这是彼此呼应的手法。两种手法同时运用造成了强烈的戏剧效果，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剧中矛盾冲突发展的潜在意义。”（《舞蹈》1989年第11期第30页）

接下来，肖苏华又分析了第一幕四个场次之间三个“独白”。他写道：“紧接着第一场的，是斯巴达克的第一段‘独白’。它和其他八段‘独白’一样，完全是用‘舞蹈’说话，彻底抛弃了过去用哑剧手势或哑剧性舞蹈处理舞剧人物‘独白’的弊病，这段‘独白’是斯巴达克被俘后极度痛苦、渴望自由心理状态的生动表露；与第一场中克拉苏因胜利而趾高气扬、傲慢自负的情绪形成了明显对比。第二场《奴役》之后是斯巴达克之妻菲利吉娅的‘独白’。如果在《奴役》一场中着重表现了统治者的残暴冷酷，那么菲莉吉娅的‘独白’却突出了一份绝望中女性的软弱与温柔……斯巴达克第二段‘独白’安排在第三场《狂欢》之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克拉苏在家中摆庆功宴，狂欢暴饮后命两个斗士蒙眼进行角斗，其中之一的斯巴达克无耐刺死了自己的同伴。这段‘独白’就是由这个不幸事件引发而来，它表现了斯巴达克从惘然若失、慌乱失措而逐渐愤怒、醒悟、反抗的心理变化。这不仅与克拉苏陶醉于酒色之中、取乐于流血死亡的心理怪态形成对照，同时又与他自己第一段‘独白’的痛苦与绝望相呼应——从渴望自由到决心争取自由。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格里戈罗维奇不仅在场与场之间、而且在‘独白’与‘独白’以及场与‘独白’之间都巧妙地运用了对比与呼应的两种手法。这种复杂而有规律的‘结构马赛克’显示出这位艺术大师的非凡才能和独到之处。”（《舞蹈》1989年第11期第31页）这种由四个场次加三个“独白”构成一幕戏的结构，被肖苏华视为“复杂而有规律的‘结构马赛克’”。其实，他还把这种强行闯入场次之间、切断情节发展的“独白”称为“特写的定格”，认为“它们像电影中的‘特写’一样，让观众去深入探索人物心灵深处的秘密；又如同电影‘定格’那样中止了时间流动，让观众离开剧中事态的发展而全神贯注在人物情感的演进上”。肖苏华还进一步强调：“格里戈罗维奇把舞蹈的交响性同样作为《斯巴达克》所有九段‘独白’一个不可动摇的创作原则——每段‘独白’都有与人物个性和心理状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主导造型动机，‘独白’就是在其基础上加以展开和变化的。”（《舞蹈》1989年第11期第33页）可以说，肖苏华《论〈斯巴达克〉的艺术特征》一文，对于帮助我们理解“交响舞剧”的理论与实践，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