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属于自己时代和民族的舞蹈创作体系

通过具体作品的具体分析来阐释自己的学理主张后，赵大鸣从宏观层面发表了《当代舞蹈创作的思考》。文章开宗明义：“与其他艺术创作有所不同，当代舞蹈创作中相当多的编导和作品，是在延用一个迟到的古典主义审美模式。这不仅是指那些大面积覆盖舞台的古代神话题材，而是透过各种不同的体裁内容，了解了编导普遍掌握的动作审美、尺度和造型原则，所得来的印象……中国传统的舞蹈艺术，不同于传统的古典诗歌，绘画和戏曲艺术，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它不是由编导者和经典作品构成历史，而是一整套单纯的动作形式由无数人循规蹈矩、世代传承的形成过程。这种见物而不见人的动作形式，虽然负载了过去历史中笼统的类型化民族审美风格，但就其艺术表现的功能性质而论，无论是在宫廷还是在民间，舞蹈的动作形式从来就不是作为艺术家自己表达对客观世界积极的认识和感觉，去进行创作的形式手段；而是以迎合观赏娱乐者的情致趣味，或者取悦于神灵为目的的活动方式……这种古典艺术形式，在艺术表现力上的贫弱，与其风格本身具有怎样的民族属性并不相干。而对于当代舞蹈创作来说，传统舞蹈动作素材的丰富，并不能改变其审美性质的单一。编导尽可以从中获得大量现成的动作技巧和造型方法，却无从得到舞蹈直接表现现实生活内容的创作规律和艺术原创……在1980年前后，舞蹈界曾出现建国以来少有的舞剧丰收。如果把当时的舞剧拿来比例，几十部作品的区别全然只在舞蹈的动作素材和造型方法，内容则是千篇一律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现实内容的极少。在这以后举国上下蔓延起来的古代乐舞复兴，又一次把创作变成了对各种新的动作体态造型姿势争先恐后的发掘和推出；而支撑这种形式繁荣的，仍旧是陈旧的剧情结构，牵强附会的人物内容。对于舞蹈来说，几乎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和突破，最终总是无可避免地导向对历史陈迹寻根捣古的重新发现，大同小异的古代神话题材，被不厌其烦地反复表现；这其中的原因，恐怕不是舞蹈编导对现实生活完全缺乏感受和热情，而是在迟到的古典主义创作模式中，没有艺术创作的真实性和现实性的合理地位。这是当代舞蹈创作和审美活动，始终没有正面触及的沉寂和漩涡中心。任何滞留在表面形式上的岀新和争鸣，无助于根本解决这一核心的现实问题；甚至单纯的改变创作题材，也不能改变舞蹈失之于生活真实的肤浅和幼稚。”（《舞蹈论丛》1987年第3期第17—18页）

指出存在着的根深蒂固的问题后，赵大鸣写道：“长期以来，整个舞蹈界总是习惯于把创作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最终统统归结为动作本身的方式方法问题。而实际上，如果支配创作的总体审美模式不变，任何新的动作形式的加入，包括所谓中国现代舞体系的建立，都不能使创作在旧的审美模式中的停顿，就此变得活跃起来……从1980年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的《希望》之作开始，当代舞蹈创作经历了对现代舞问题的初涉、否定，默许和正面的提出，这期间也确实经过了一个艰苦的过程；在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中（1986年），如《命运》《悟醒》《八圣女》等舞蹈作品，都为舆论视为中国现代舞的作品例证。甚至像《黄河魂》《踏着硝烟的男儿女儿》和同期出现的舞剧《鸣凤之死》《一条大河》等创作，也因其不同于传统的创作意识，而被广义地划归中国现代舞范畴。从大致的形象特征和艺术风格看，这些舞蹈的确不同于传统，是在打破程式化的造型和平铺直叙的叙事结构；但仅凭这些艺术特征，就将其统统看作现代舞，那么所谓‘中国现代舞’，除了在突破传统这一点上旗帜鲜明以外，在其他方面，就成了一个大而无当、包罗万象的概念。这样的‘中国现代舞’，也许正因其‘现代意识’的无所不包，空泛得至今让人看不到它的确切存在……1985年到1986年，舞蹈界曾经喧嚷意识的‘观念更新’，就正好表现了这种观念上的偏执。这场目的本来是要重新确立舞蹈的基本概念，启始于‘什么是舞蹈’的激烈辩论，最后竟然得出了‘什么都是舞蹈’的荒谬结论；所谓创作的个性化多元化，竟被解释成不受任何规律制约，愿意怎么搞就怎么搞的‘个性泛滥’。这种对传统舞蹈程式规律的不满，而导致的对任何艺术规律性的病态恐惧，不仅否认了古典主义创作模式，而且否认任何成之为系统的艺术创作，客观上是在把编导排除出严肃的艺术活动之外。舞蹈创作随之可能退化成日常人喜怒哀乐的生活行为本身……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舞的提出并未对当代舞蹈创作起到本质上的推进作用。与传统舞蹈相比，现代舞的动作素材贫乏至极；而当代舞蹈创作需要的，也不是在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动作瀚海中，再平添几个造型方法。当代艺术创作直接反映生活现实的大趋势，使舞蹈形象所表现内容的真实与深刻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决定着舞蹈创作的成败优劣。这种并不属于现代艺术探讨范围的理论问题，也许正是现代中国舞蹈创作应该考虑解决的现实问题。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舞蹈遗产才可能在新的艺术层次上，再次表现出它动作素材的博大丰富，当代舞蹈创作才可能建立起既不同于历史，又不同于外来形式，而真正属于自己时代和民族的创作体系。”（《舞蹈论丛》1987年第3期第19—21）实事求是地说，赵大鸣如此敏锐、缜密且深邃的文章，彼时包括笔者在内的舞蹈创作界、理论界都未引起哪怕是些微关注，这恐怕也说明舞蹈界对这方面的认知积习至深、积重难返——这一学理我们今天仍有再度研学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