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文化”的性格模式与“中国芭蕾学派”

杨少莆《祥林嫂的人生转折》一文，是从舞剧《祝福》来审视中国芭蕾的创作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深层之处，是中国“芭蕾学派”建设的学理问题。舞剧《祝福》问世于1981年，《祥林嫂的人生转折》一文刊发于1997年；而在这之间的1988年杨少莆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即《风格、民族性与文化本源——也谈芭蕾学派》。杨少莆认为：“芭蕾学派的特征最终是透过舞台上演员的表演而得以体现，因而表演风格的差异才是判定学派之标尺。换言之，所谓‘学派’即是表演风格——非个体的、具有民族文化特质的群体性表演风格……迄今为止形成的各个芭蕾学派，虽然各异其趣，却是‘异姓同宗’，都建筑在西方‘文化—心理’结构之上……譬如芭蕾的姿态要素，就显示了历史上生活在欧洲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审美选择。自宫廷芭蕾时期就固定下来延续至今的姿态——向上、挺拔、舒张、伸展，代表着当时受到广泛模仿的思想品质；那种举止高雅与自命不凡的气质，体现着文艺复兴后期人的自我解放意识……腾空高跳、延伸至远的 arabesque、绷脚及其顺理成章的发展——立起足尖，都是有放射性和憧憬式的特点……我们可以对芭蕾形态的构成做如下解析，即它是追求意念起生和外象表现，也是渴求自由解放和建立起超人业绩的思维模式的物态化或结晶体。”（《舞蹈》1988年第12期第27页）

将“学派”定义为“非个体的、具有民族文化特质和群体性表演风格”后，杨少莆想申说“中国芭蕾学派”特质之所在了。他提出：“深入探求沉积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探求其对本民族性格的形成、塑造和影响，有助于我们在建设中国芭蕾学派的整体工程时更自觉主动而避免盲目性……例如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实用理性构成的性格模式，使中华民族获得并承续了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不狂躁、贵领悟、重含蓄。一旦这种既不同于西方‘罪感文化’，又于印度‘涅槃文化’相异的中国独有的‘中庸文化’，作用于芭蕾演员和表演风格，就会透发出内向、娴静、细腻和更富人情味的艺术特色……提高芭蕾从艺人员的文化素质，在更深层次上开掘、透析无形而强大的文化本源的塑造力，必定能产生我们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展现深刻的民族个性。从厚重的中华文化积淀中跃出的民族之魂，附着于芭蕾艺术之体，这，便是中国芭蕾学派。”（《舞蹈》1988年第12期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