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剧《洛神赋》借批判“苟活”来拷问“人性”
我一直认为，王玫最具代表性、或者说最体现出她“心灵需要”的大型舞剧，就是《雷和雨》与《洛神赋》；而两剧之间“心灵需要”或者说“人生认知”的转型，皮娜·鲍什的《穆勒咖啡屋》是一个重要的刺激物。王玫的舞剧《洛神赋》问世于2009年；四年后的2013年，刘青弋发表了她经过“长考”（长久思考）的舞评——论题叫《“苟活”之批判与人性生存的拷问》，副标题点明的是《舞剧〈洛神赋〉的思想深度与艺术超越》。舞评写道：“王玫的视角很独特：将‘苟活’作为玄机，视‘苟活’为主人公成长的过程，将‘苟活’作为目标实现的工具。于是，王玫一出手，便揭开了当代人生存的痛苦，也实现了舞剧艺术价值的超越，以无畏的现实批判精神和深刻的思想性，引领当代中国舞剧创作的深度；同时，以准确的身体语言和充满隐喻的舞台视象，以及具有震慑力量的节奏和富有张力的氛围，营造了当代中国舞剧艺术新的境界……舞剧《洛神赋》的焦点始终让主人公在巨大的矛盾冲突的漩涡中翻滚——在甄宓的‘慷慨赴死’和曹植的‘苟活偷生’中死死纠缠。编导借助历史上的人物和《洛神赋》赋作的传说，赋予曹植和甄宓新的角色和新的意蕴，即借着相知相爱的情人间的同构关系，构建出‘苟活’者曹植内心的双重心像：是为了尊严而慨然赴死，还是为了偷生而不要脸地苟活——舞剧把曹植置入哈姆雷特遭遇的心理困境之中，在回答‘是’还是‘不是’的痛苦中徘徊；或者说是将曹植系在两个死亡点的弧线上来回摆荡观看他的挣扎……现实中，曹植命运的悲惨因其是文学的巨人而政治的矮人——因之政治‘矮’，在以政治权利为中心的社会玩不转，只能卑躬屈膝，俯首称臣，以求生存。舞剧《洛神赋》的悲剧转向则让曹植‘苟活’，并且‘苟活’得‘自知’……王玫作为当代艺术家，便是借着曹植对‘苟活’的‘自知’，让那些自知的苟活者的人们像曹植一样，在两难的痛苦之间进行痛苦挣扎——是像甄宓那样慨然赴死，将年轻的生命画上句号？还是为了‘留着青山在’而‘苟活’？抑或是通过观看曹植的‘苟活’来反思自己的‘苟活’，经受灵魂的拷问、良心的鞭挞，从而展开对现实生存环境以及对自我生存状态的反思。”（《舞蹈》2013年第12期第19—20页）
说了那么多，刘青弋显然意犹未尽，她也进入更深层面的审视：“如此深刻而复杂的生存叙事，如何运用舞剧的语言诠释？正是在这一关键的难点上，王玫运用戏剧和舞蹈语言完美的融合，展示了舞剧艺术的魅力。具体地说，曹植与甄宓的双人舞是这出戏的重头戏。从表面上看，双人舞展开的是有情人之间的对话；其实，这不过是曹植心像中的自我与另一个自我的对问，或是编导王玫与曹植、或王玫与自己展开的一场自问自答……在‘侮辱’一场，甄宓和曹植所受的‘侮辱’，使得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以及对‘苟活’的‘自知’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于是，自绝或是偷生，便是曹植自我挣扎的心路历程，也是创作主体对人生和人性以及生存的拷问过程……从截杀到侮辱再到自绝，甄宓和曹植的双人舞及其灵魂的对话，在这样的动作主题中层层深化：有时，疾如风沙走石般细碎的舞步带出心急如焚的关切和焦虑；有时，如磨急转般地爬行折射找不到出路的痛苦与无望；有时，如箭穿肠般的痉挛表现出肝肠寸断的悲情与痛楚；有时，筛糠般的身体抖晃诉说着难言的悲哀与愤懑；有时，如鸡喙啄米般的顿首传达出呼天抢地的绝望和哀嚎……可是，每一次的聚首甄宓无不是带着殷切期望，又带走更深切的失望……甄宓作为一个理想的镜像，从痛心疾首到痛不欲生，从生不如死到哀莫大于心死，却是甄宓对曹植‘苟活’的鞭挞，也是曹植对自己‘苟活’的‘自知’和悔恨……艺术作品就其本质来说，都是艺术家自我的心像。王玫对于舞剧《洛神赋》也是如此。她说：‘曹植就是我的诗人，甄宓就是我的贝娅特丽其，而这出戏就是我的《神曲》……’显然，舞剧《洛神赋》虽然和原作的诗赋一样，以赋托意，传达着作者对现实境况的无奈、愤懑和悲哀，将精神和理性寄托于想象——寻找那些在现实中难以找到的失落。然而，舞剧《洛神赋》却不是一首浪漫主义的诗篇，而是现实人生的一部绝唱。就像终场天幕上露出的血红，与其想象为磅礴欲出的朝阳，毋宁看成血染的历史的天空……我相信，无论是在王玫的心里，还是我们的眼中，《洛神赋》这样伟大的诗篇，不再是曹植用泪吟就的情赋，而是蘸着甄宓的血写成的祭文……”（《舞蹈》2013年第12期第20—21页）我们之所以如此冗长地摘录刘青弋的舞评，一是因为该剧是王玫大型舞剧创作的最后“发声”，是她的舞剧创作思想最重要的“形象言说”；二是因为刘青弋对该剧创作题旨的分析最为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她无疑是王玫这个“俞伯牙”的“钟子期”。我们在此想指出的是：一、王玫说甄宓是她的“贝娅特丽其”，这位但丁《神曲》中的女神被她视为“精神导师”，已然流露出走出“苟活”心态的某种选择。二、不少论著都指出剧中曹植同样面临着“哈姆雷特困境”，舞界许多学者（比如肖苏华）极为推崇的《天鹅湖》（男版）中的王子其实也置身这一“困境”。指出这一点，并非是说“哈式困境”是现代人较为普遍的心境，而是说我们的艺术家较多地陷于对这一“困境”的表达而难以自拔。三、从《雷和雨》开始，王玫就执念于“生存还是毁灭”的“哈式困境”，只是蘩漪选择的是放弃“苟活”。《洛神赋》对于曹植的“苟活”持批判态度，其实也可视为王玫借甄宓之心念来“发声”——这时你应该想起王玫极其推崇的《穆勒咖啡屋》，那个被“旋转门”旋得“找不着北”的女人，心底里的执念是在她盲目而莽撞的生活中总有为她“挪椅子”的人……这可能是每个人走出“哈式困境”的最好办法，但此事即便“可遇”也是“不可求”的。王玫深刻地说出曹植的“苟活”也只能是“天凉好个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