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剧创作要遵循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理逻辑

1994年是北京舞蹈学院建校四十周年，也是该校在苏联专家古雪夫指导下创编的大型舞剧《鱼美人》问世三十五周年。学院决定以该剧的复排作为校庆的重点项目。杨少莆关心这件事，不仅因为该剧问世之时的1959年他就在学院的前身“北京舞蹈学校”就读，也不仅因为在该剧问世二十年之际的1979年由中央芭蕾舞团复排了此剧；他由此而想到的是“中国民族舞剧创作”和“芭蕾中国学派”的问题。杨少莆以笔名“邵府”发表了《〈鱼美人〉与中国民族舞剧创作》一文，其中写道：“……抛开《鱼美人》是否仿照《天鹅湖》不谈，说它是依欧洲特别是苏联芭蕾舞剧模式的‘葫芦’，画出的一个贴有中国标签的‘瓢’却不假。《鱼美人》本是一个杜撰的故事，没有文学原著也没有民间传说做依据，这倒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它所设定的内容，是流传于欧洲的那种千篇一律的童话的翻版，是一个脱离于中国人生活逻辑和心理逻辑的产物……但是，《鱼美人》又是一部有着灿烂的表现色彩的舞剧，在中国舞剧发展上也有着独特的贡献。《鱼美人》的艺术创作体现了一次大胆的无拘无束的‘拿来主义’实践，它的创作者敢于拈取各式各样的舞蹈素材，而不以民族或地域为限，在舞台上描绘了一个多彩的舞蹈世界，因此把舞剧创作的想象力推向了一个新境地。在《鱼美人》之前中国已有舞剧诞生，如《宝莲灯》。那是在传统的中国戏曲基础上衍化出来的舞蹈剧，不仅语汇受到戏曲影响，内在结构、叙事方法和表达方式也没有离开母体多远。可以说，《宝莲灯》从内容到形式是完全中国式的。惟其如此，它也受到无形的束缚，没能朝向根本意义上的舞剧化迈出更大的步伐。对比《鱼美人》和《宝莲灯》，看到的似乎是中国民族舞剧的两个侧面——丰富的舞蹈表现却没有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注重传统文化根基又没有摆脱戏曲舞蹈格式的拘束。是不是可以说，中国民族舞剧的成功之道正在于使二者结合呢？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才面世的《阿诗玛》——它是那样地富于民族特色，又是那样地富于舞蹈特色，称其为‘中国民族舞剧代表作’当不为过……”（《舞蹈》1994年第5期第9页）

在思考“中国民族舞剧”应如何创编的同时，杨少莆其实更关心“中国芭蕾舞剧”的创作。在八十年代初首肯《黛玉之死》、又在九十年代初反思《雁南飞》之后，他认为应当更深入地认识芭蕾舞剧《祝福》的价值。舞剧《祝福》是中央芭蕾舞团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1981年）的创作，是《红色娘子军》主要编导之一的蒋祖慧根据鲁迅先生同名小说而改编。杨少莆以《祥林嫂的人生转折》为题来“回顾舞剧《祝福》兼谈中国芭蕾创作”（副标题）。他写道：“《祝福》是八十年代首先在中国推出的心理描写的一部舞剧。它承续了国际上这一创作趋势，在第二幕的重点舞段——祥林嫂与贺老六的双人舞及各自独舞中，以中国式的情感递进，很细腻很精心地演绎了一段人物性格、理念和情感碰撞的过程。如果用文字简要地标示这段充满心理矛盾的舞蹈，那就是：祥林嫂触桌角以自戕，使得贺老六顿陷尴尬境地——用积攒多年的血汗钱‘娶’来的媳妇，竟是一个为暴力胁迫且性情刚烈的弱女子，于是她的去留便成为摆在贺老六面前的十分艰难的选择。以他的善良是不愿、也不能强使祥林嫂留下来；而从他的苦境与同病相怜的感情出发，他又多么盼望和需要她留下来。同样，苏醒过来的祥林嫂也面临一次人生选择。要么遵从理法观念（这已形成她身上根深蒂固的自觉）宁死不改嫁；要么服从内心的渴求，与一个敦厚善良、对自己体贴理解的男人相依为命。何去何从在二人心中似沸水翻腾，并以舞蹈的形体韵律表达出来。舞台上人物一来一往，都是循‘抉择’而展开的，那便是作者描画的人物之心理轨迹。《祝福》的特色之一便是中国式的表达，即用情感递进、层层剥笋地展示心理变化，如有一条潜线浓浓淡淡、淡淡浓浓地勾画下来，使我们看到体贴、同情、谅解对方在男女主人公情理转折中发生着巨大作用，这是中国的道德观合着东方的含蓄在舞台上泛起的一道雅辉，最终解决了两位主人公的难题……”（《舞蹈》1997年第5期第22页）《祥林嫂的人生转折》一文发表在《〈鱼美人〉与中国民族舞剧创作》的三年之后，应当包含着对《鱼美人》舞剧创作的反思——杨少莆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心理舞剧”的创作高度，指出《鱼美人》的要害在于它是一个“脱离了中国人生活逻辑和心理逻辑的产物”，同时更指出是“中国的道德观合着东方的含蓄……最终解决了（《祝福》）两位主人公的难题”。两文透露的主张，对于中国民族舞剧创作、以及“芭蕾中国学派”建设已是不言自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