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生态与舞蹈形态的文化播布研究
以地理位置为主要要素的自然环境是决定舞蹈形态的自然生态，而语言体系作为社会环境的一个要素，在某种意义上已是“习惯成自然”了。在对舞蹈形态进行文化播布研究之时，我把“语言体系”也视为一种自然生态，是有别于自然地理的“族群的自然”。
（一）舞蹈形态的世界文化播布研究
论及舞蹈形态的世界文化播布，不能不首先提及库尔特·萨克斯的《世界舞蹈史》（中译本，见上海音乐出版社1992年版）和于海燕的《世界舞蹈文化圈纵横谈》。在《世界舞蹈史》中，库尔特·萨克斯对世界舞蹈文化播布的观察明显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他把非洲、澳洲、拉美的土著舞蹈归纳为“石器时代的种族学意义上的舞蹈”，把亚洲许多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民族舞蹈概括为“东方文明时代中的观赏性舞蹈”。之后，他把世界舞蹈文化播布的共时态研究变成历时态的描述，重点关注着中世纪“狂热舞蹈”之后的加尔亚德舞时代、小步舞时代、华尔兹舞时代和探戈舞时代。他的《世界舞蹈史》事实上成了以亚、非、拉舞蹈为铺垫的欧洲舞蹈形态的风格演变史。正是运用“世界性”的眼光，于海燕在其研究中才鲜明地提出：要研究世界舞蹈必先研究东方（指亚、非、拉）舞蹈；要研究东方舞蹈必先研究亚洲舞蹈；要研究亚洲舞蹈必先研究中国舞蹈（这最后一句是她作为一名中国舞者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为此，她将世界舞蹈文化播布界分为“八大舞蹈文化圈”——即中国舞蹈文化圈、印度舞蹈文化圈、印度—马来舞蹈文化圈、波里尼西亚舞蹈文化圈、阿拉伯舞蹈文化圈、拉丁美洲混合舞蹈文化圈、黑非洲舞蹈文化圈和欧洲舞蹈文化圈。在她的工作的基础上，我想做些微调。在我看来，对世界舞蹈文化播布的研究，应首先将“东方”和“西方”界分开来；其次，东方舞蹈的文化播布可侧重“古代”，而西方舞蹈的文化播布应关注“近世”；第三，每一舞蹈文化播布格局应确定其代表性的国家甚至代表性的舞蹈（黑非洲舞蹈是一个例外）。为此同样是“八大舞蹈文化圈”，东方舞蹈的文化播布有中国（包括东亚和部分东南亚）、印度（包括南亚和部分东南亚）、埃及（包括南亚、北非等阿拉伯地区）、西班牙（包括南欧及环球航行后的拉美）和黑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而西方舞蹈的文化播布有英国（包括西欧及殖民后的澳大利亚）、俄国（包括东欧各国）和美国（包括北美各国）。这种世界舞蹈文化播布的考察，既考虑到了某种文化的发生，也考虑到了这一文化的播迁；既考虑到了某种文化传承性的积淀，也考虑到了这一文化变异性的游离；既考虑到了传统文化的当代进程，也考虑到了现代文化的问祖寻根……
（二）中国舞蹈形态的文化播布研究
这里所指的“中国”，是国家意义上的而非文化意义上的，作为一个疆域辽阔、历史悠久的国家，对“中国舞蹈形态”的考察不仅有共时态的文化播布研究而且有历时态的历史演进研究。事实上，中国舞蹈形态的历史演进，本身就包含着其疆域中多种文化播布的碰撞和交融。中国传世的文献典籍告诉我们，殷商之际的舞蹈形态是与农耕文明（尤其是稻作文明）相维系的“巫乐”舞蹈，其最初的形态是“以手持穗”的“象人两袖舞形”，舞蹈功能主要是“能事无形”“以舞降神”（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姬周灭商而分封，使与游牧文明相关联的舞蹈——以“
”为典型形态的舞蹈融合进来，学者认为这是“象人戴冠曲胫而舞”的舞蹈形态（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在典籍中被称为“萬舞”，其功能不同于“巫乐”的祈丰而是求嗣。“巫乐”与“萬舞”在姬周整合为“礼乐”，分为“文舞”与“武舞”两大形态系统，其与各自的原生形态有所变异，是所谓“文执羽施，武执干戚”；其功能也相应变为“文以昭德，武以象功”。包含着“礼乐”舞蹈在内的周文明属黄河文明，其间虽有齐、鲁、秦、晋之分，但主要是以旱作为主的农耕文明。至汉“亡秦律”而“承楚制”，实质上融入了以稻作文明为特征的长江文明。在这一融合中，亦夷亦夏、襟“巴蜀”而带“吴越”的楚文明在舞蹈形态的历史演进中产了巨大的影响。从汉之“翘袖折之舞”到晋之“白纻舞”，可以看到舞者的“显要动作部位”由“巫乐”的手舞、“萬舞”的足舞转向“折腰”；当然，“手持舞具”的传统形态在变异中得到保存——“佳人翘袖”与“吉士舞剑”显见是长江文明的产物。汉、唐王朝拓疆辞域，西域乐舞加盟中原，中华舞风为之一变，“胡腾”“胡旋”之类使舞蹈形态的动感与幅度都极大地加强，“纤纤手”“款款步”变成了“四座安能分背面”。其功能也由“礼乐”的规范行为举止、“女乐”的及时行乐人生转向“宴乐”的威加海内友邦。宋代以来，受长城以北蒙元与满清文化的影响，主流的舞蹈形态成为“演故事”的一种手段而被综合到戏曲艺术之中，“手眼身法步”的整合与“唱念做打”的同步使舞蹈形态带有明显的戏剧内涵。戏曲舞蹈虽然作为明清之际的主流舞蹈形态，但缺乏正统的地位和一统的威严，中华大家庭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舞蹈生机蓬勃、绚丽缤纷。这使得中国舞蹈形态的文化播布研究成为舞蹈形态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正如研究舞蹈形态的世界文化播布一样，中国舞蹈形态的文化播布研究也需要一个坐标。罗雄岩著《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版），提出“（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类型的划分，可以从生产劳动的角度划分为农耕、畜牧、狩猎、渔猎等文化型；可以从地理环境划分为平原、草原、山地、河谷、海洋等文化型。但这种从单一角度的划分，很难反映出舞蹈那具有综合性、多元素的文化特征……笔者宏观地研究了中华各民族仍在流传的民间舞蹈，按照舞蹈文化的特殊性，从动态形象入手，在对各种文化因素进行比较研究后，把中国民间舞蹈分为农耕文化型、草原文化型、海洋文化型、农牧文化型、绿洲文化型这五种类型。”（第54—55页）我们研究中国舞蹈形态的文化播布，主要是研究中国各民族的民间舞蹈形态。我认为，中国舞蹈形态的历史演进中会包含多种文化播布的碰撞和交融，那么在其文化播布中也不会没有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纠葛与关联。换言之，在中国舞蹈形态文化播布的共时态研究中，应当考虑历时态进程中的影响。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由于长距离的迁徙和大规模的碰撞，由于各边疆民族与汉民族这一华夏主体民族的逐渐同化和其自身的不断分化，在考虑舞蹈形态文化播布的“枝蔓”之时也需追究一下“根本”。为此，我提出以语言体系为坐标来界分中国舞蹈文化播布格局的构想。中华民族的语言，按语言谱系分类法，分别属于汉藏语系、阿尔秦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稍加分析，可以看到后三个语系只涉及佤、崩龙、布朗、高山、俄罗斯、塔吉克等六个民族；而汉藏语系各语族的构成又十分丰富、复杂。在中华民族特有的语言体系坐标下，我把中国舞蹈文化播布格局分为四块：一是汉藏语系中的汉语格局；二是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格局；三是汉藏语系中的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格局；四是作为整体的阿尔泰语系格局。四大格局中的舞蹈形态分别以秧歌、锅庄、跳月和跳神（跳萨满）为代表，其功能分别是祈丰、跳丧、求偶和逐疫。
（三）东、西方主流舞蹈形态的文化比较
关于东、西方主流舞蹈形态，主要是经古代流传、又被今人奉为经典的“古典舞蹈”形态。在西方，古典舞蹈主要是指文艺复兴时期发源意大利，经法国、俄国而盛行于欧美各国的古典芭蕾艺术。在东方，“古典舞蹈”主要是中、印、日。印度以“婆罗多舞”“卡塔卡利舞”“卡塔克舞”和“曼尼普利舞”为代表；日本以“能乐”和“歌舞伎”为代表；中国则以昆曲、京剧等戏曲舞蹈为代表。在对各自舞蹈形态的认识中，印度学者夏尔玛强调“印度舞蹈以对称、和谐、平衡和节奏的原则为前提”；日本学者郡司正胜强调“邦舞（即日本舞蹈）注意姿势以稳为基础，注意‘静’的表演”。在东、西方主流舞蹈形态的文化比较这一课题前，中国学者的思考以叶宁、于海燕和高棪、李维较为突出，叶宁不仅宏观地比较了东、西方的舞蹈美学思想，而且将古典戏曲与古典芭蕾做了具体的文化形态比较，特别是比较了二者的舞台艺术特征。叶宁指出：“古典艺术无不带有程式性，戏曲与芭蕾都有严格的程式……戏曲的表演程式是运用歌舞手段表现生活的一种技术格式。唱、做、念、舞以及角色行当乐、伴奏音乐都具有程式，这是戏曲表演的主要特点……芭蕾的表演程式主要运用舞蹈手段，包括独舞、双人舞、群舞、哑技塑造人物形象，展现情节……对于程式和创造的原则，戏曲和芭蕾是一致的；但构成程式的物质材料，如戏曲的舞蹈身段，芭蕾的人体姿态，不仅技术格式不同，风格化不同，表情达意的方式也迥然不同。”（叶宁《舞论集》第154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版）于海燕以亚洲各国的古典舞蹈作为“东方舞蹈”的代表来与西方芭蕾比较，指出了六个方面的形态差异：“1．东方舞上身、上肢动作多于下身、下肢动作；东方舞面部表情丰富多样，西方芭蕾身体及四肢表情多些。2．东方舞的戏剧性语言多于技术性语言。3．东方传统舞蹈中程式化语言多于示意性语言，西方舞蹈则反之。4．东方舞蹈多以收势为主，或曰‘主静’；西方芭蕾多以放势为主，或曰‘主动’。5．东方舞蹈亲近大地，或曰‘立地’；西方芭蕾喜欢趋向天空，或曰‘向天’。6．东方舞蹈讲究曲线美、对称美；西方舞蹈讲究直线美和不对称美。”（《世界舞蹈文化圈纵横谈》）高棪、李维合著有专著《中西舞蹈比较研究》（台湾裕台公司中华印刷厂1983年版），其中以中西舞蹈动作原理的比较作为全书的核心，指出：“1．芭蕾动作是离心的、星射的；中华舞蹈却刚好相反，动作的特质是向心、是集中性的。2．西方的古典舞蹈基本上以示形为主，所有的舞蹈动作与姿势基本上不含任何意义；中华舞蹈动作虽也示形，但以示意为主，舞蹈动作均有其表现的意义。3．西方古典技巧的姿势要求以弧线为主，身体的线条均表现在圆弧上，而姿势的移动、四肢的移动均从角与直线进升，又表现在方正上；中华舞蹈则与上述情形完全相反，在姿势的表现上是直线与角的方正，在姿势的移动与双臂的动作上又多依弧线。4．古典芭蕾的重心提高，使动作感觉自由灵巧并表现动作的特质；中华舞蹈动作重心降低，有表现平稳的特质。5．芭蕾的动作是一元的，不分男女。不论表现任何故事，都是一组基本动作；中华舞蹈则完全不同，男女各有不同的动作系列，文舞武舞各有不同的基本动作。”舞蹈形态的文化比较，是舞蹈形态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也十分有趣的课题。现在需要的是使用系统方法，分清比较的层次，理顺比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