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者编创的唯一任务就是说出自己的话

批判“以舞为本”的绝症，王玫还是显得信心满满；但批判“素材被内容”的顽疾，王玫似乎有点力不从心——因为你自己能拿得出来说道的大型舞作，不也就是《我们看见了河岸》《雷和雨》《天鹅湖记》以及《洛神赋》吗？！这时，她想想还是拿舒巧来说事。王玫在文中写道：“舞蹈的一些观念已经影响了中国舞蹈编创几十年，以后还将继续影响下去，素材的‘被内容’就是一例。素材‘被内容’先是观念引领，承认素材‘被内容’是正当，之后现象才大行其道——素材正当地替代了编创，‘素材舞’正当地替代了‘编创舞’，素材的观念也正当地替代了编创的观念……结果就是‘主体编创’而不‘主体意识’（这在舞蹈编导教学中又称‘没有立意’）……立意有两种：素材的立意和作品的立意。素材的立意就是他人的立意，其‘意’已经由他人在过去的作品中确立而完成；作品的立意就是自己立意，其‘意’需要自己在未来的作品中确立并完成。这两种‘立意’相互运动——素材的立意由作品立意运动而来，作品的立意也由素材立意运动而来。这两种‘立意’既可以是两件事象，也可以是一件事象不同的两个‘面’——素材的立意是作品立意的前世，作品的立意是素材立意的今生，二者不断轮回。对于二者的轮回需谨记一个原则；素材的立意只是工具，作品的立意才是内容；素材的立意可助力作品立意，却不能替代作品立意。”（《舞蹈》2012年第6期的第32页）现在总算听明白了，王玫所谓的“素材被内容”是说编者的编创只是“素材的立意”而无“作品的立意”，这其实意味着是没有“主体意识”的“主体编创”，并且这已然是我国舞蹈编创的一个“基本格局”——舒巧是超然于“基本格局”的一个例外！

王玫指出：“舒巧老师……以自己一生编创的三十多部舞剧为‘工具’而参透了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问题——作者与原著到底是什么关系？在此，‘原著’就是‘素材’。她的参悟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艰难地由三个阶段而成长。第一阶段，她这个编创主体成了客体，原著这个客体却成了主体。这一阶段的她昏昏欲睡，其编创无不是以吃透原著而竭尽全力，无不为以是否‘体现了原著精神’为判断自己的编创水准，她为表现原著而殚精竭虑，其舞剧《奔月》《岳飞》与《画皮》就编创于这个阶段。第二阶段，她这个编创主体还是客体，原著这个客体还是主体。但是，这一阶段的她有所觉醒，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她开始希望放进自己的观点，舞剧《玉卿嫂》《胭脂扣》就编创于这个阶段。第三阶段，她这个编创主体真正成了主体，原著这个客体也真正成了客体。这一阶段的她彻底觉醒了，她以编创者的主体身份‘随心所欲’地调理原著，并使原著成为素材，成为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工具和载体，舞剧《三毛》就编创于这个阶段。舒巧老师曾经与笔者交谈：‘编创中哪有什么原著？哪有什么人物？只有自己。表现出的原著只是自己对原著的解读，表现出的人物也是是自己对人物的认识。一切都是自己，也只能是自己’……舒巧老师的这个认识就植根于一个事实，即编创就是一个动作。编创的一切属性，都必须依据这个动作发生的品质而界定……在编创这个动作的发生中，只有一个主体，那就是编创者；一切原著以及人物，都与原著和人物无关，而是编创者这个唯一主体对原著和人物的个人解读。舒巧老师有一句名言：‘舞蹈编创的唯一任务就是说出编创者自己的话’。”（《舞蹈》2012年第6期第33页）行文至此，我们认为对王玫“舞蹈创作思想”的述评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此后王玫虽然也亮出不乏思考性的文笔，但大多与中国舞协邀请她参加的各种活动相关，比如《侧看——“2015青年舞蹈人才培育计划”》（《舞蹈》2016第1期）、《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之一就是和你们一起跳舞》（《舞蹈》2017年第1期）、《“班门”说傩》（《舞蹈》2018年第3期）、《感受可以看到的，思考可以感受的——由内蒙古“深扎”想到的》（《舞蹈》2018年第5期）……虽然此间也或多或少地会关涉到“舞蹈创作思想”，但不会超越对“以舞为本”的批制，不会超越对“素材被内容”的批判——同样不会超越的，是她一直主张的创造一个“表现内在经验”的舞蹈载体。

（原载《当代舞蹈艺术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