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手术期危险因素及分级
HCM 患者NCS 围手术期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高于无HCM 的患者，临床相关风险主要包括SCD、CHF 和心房颤动（auricular fibrillation，AF）［19］。Xuan 等报道我国24 例HCM 患者NCS 术中1 例发生急性心肌梗死（myocardial infarct，MI）死亡［20］；Thompson 等报道35 例美国HCM 患者中1 例发生MI 伴CHF［21］。Kuroiwa 等报道日本30 例HCM 患者中有60%在围手术期发生了1 项及以上心血管并发症：CHF 占10%，心肌缺血占13%［22］。此外，未被发现的HCM 是引发NCS 围手术期无法解释严重低血压的重要原因［23］。由于围手术期低血压是NCS预后不良的独立预测因素，未确诊HCM 对患者本身和麻醉医师都有很大风险［24］。因此，需注意隐匿性HCM 患者，对于术前有晕厥发作病史者，应详细询问既往病史及是否存在相关家族史，除完善相关检查，必要时可行运动负荷及药物诱发实验。
室性心律失常导致SCD 是HCM 患者死亡的首要原因。某些危险因素与SCD 的发生关系密切，包括非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non-sustained ventricular tachycardia，NSVT）、不明原因的晕厥、运动血压反应异常、严重左心室肥厚（lef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LVH）和SCD 家族史等。这些因素，以及其他预测因素，包括年龄、左心房（left atrium，LA）内径增大、LV0T0 的存在和严重程度等已被纳入一个有效的风险预测模型，该模型估计了SCD 的绝对5 年风险（表2-5-3、表2-5-4）。
表2-5-3 成人SCD 风险增加的主要临床表现［15］
（续 表）
TTE：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经胸壁超声心动图）
表2-5-4 HCM SCD 危险性分层建议［25］
SCD 的对策依证据支持强度，或诊断步骤的认同或特殊的治疗，分为三个水平。
（1）证据水平A：资料来自多中心随机试验或Meta 分析。
（2）证据水平B：资料来自单个随机试验或非随机研究。
（3）证据水平C：专家一致的意见。
SCD 的对策依诊断步骤或治疗方法适应的强度分为三类。
（1）Ⅰ类：所用的方法一致认同或有证据说明是有用和有效的。
（2）Ⅱ类：诊断步骤或治疗方法的有用性/有效性尚有分歧或争论。
（3）Ⅱa 类：证据/意见倾向有用/有效。
（4）Ⅱb 类：证据证据/意见偏向有用性/有效性较小。
（5）Ⅲ类：所用的方法一致认同或有证据说明是无用或无效的。
LV0T0 的HCM 患者因CHF 或卒中而导致的长期功能恶化和死亡的风险显著增加［11］。超声心动图证实HCM 的患者中，LV0T0 的发病率可能高达44%。因此早期识别并评估LV0T0 及左心室增厚（表2-5-5）对围手术期麻醉管理、避免或拯救血流动力学不稳至关重要。
表2-5-5 LVOTO 及左心室增厚评估［11］
术前超声心动图检查包括评估MV、瓣膜和瓣下结构、MR、LV0T 阶差、LV 收缩功能、舒张功能障碍程度、室腔增大等。其中关键信息包括：①LV0T 压力阶差（峰阶差静息＞30 mmHg或激发峰阶差＞50 mmHg）；②LV 收缩功能；③LV 舒张功能（表2-5-6）。
表2-5-6 超声心动图提示HCM 患者行NCS 围手术期并发症风险增加［26］
此外，Yang WI 等对81 例HCM 患者采用超声心动图及心脏核磁共振进行前瞻性评估，回归分析显示增大的LA 容积指数是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素，而高龄、AF、E/E′比率升高、二尖瓣反流等级＞2、HYHAⅢ级或Ⅳ级、延迟钆增强≥6%为心血管事件相关因素［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