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批评文体进行现代改造

这种改造的主要方式有：1.以不同文体或文类间的相互整合来制造特殊的批评效果。例如对话体批评，古已有之，但多限于师生或朋友间的相互问答或辩难。郭沫若在其《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则把对话体批评演绎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篇“序引”除了向读者介绍歌德的生平思想以外，还有一个“Intermesso”(间奏)格外引人注目，郭沫若精心设计了时间、地点、人物、场景，上演了一段《维》作问世后，“为多少道德忧世之家所反对”的情形。这种在批评中引入戏剧创作文体进而表现批评家态度的批评文体形式较之传统的对话体批评，显然另有一番精心的构思和特殊的批评效果。2.对传统批评文体进行理论层面的探讨从而发掘其现代价值。例如，书评这种批评文体，古代亦已有之，但也多为师友间的交往纪录，或流为一种简单的总体印象。萧乾的《书评研究》则是一份实用批评研究的理论成果。在他看来，书评向作品要的不是“内容”加“形式”，而是“想象、情感的内容”；这种从理性与情感的配置的角度来探讨书评特征，实际已经把书评这种批评文体的性质与内容的探讨上升到了一般批评原理的高度。3.在传统批评文体中注入现代批评内容从而扩大这种批评文体的容量与批评力度。例如，“传记体”批评在古代文学批评文体中也非常常见，但也多限于对作家生平、交游、师承等的一般性介绍。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之所以蜚声批评界，就在于他在传统“传记体”批评之外，将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考察整合到他的批评之中，形成了一种整体式、全景式、复合式的“传记体”批评。其《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陶渊明评传》、《韩愈》等都可列入此类。《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对李白诗风的文化考察，《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对司马迁的心理分析都是极为出色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朱光潜对“传记体”批评的基本内容还作了理论上的分析与阐述。在他看来，传记的内容起码应包括以下方面：作家生于何时，育于何地?他的家庭环境如何?他受过怎样教育?他干什么职业?到过哪些地方?哪些人是他的师友?他们在某一天谈过什么话?他在少年时代闹过恋爱么?他何以喜欢做诗?他的诗是怎样做的?哪一首重要的诗是在哪一年做的?他的文学见解如何?他的生活习惯如何?他对文学的影响如何?等等^[11]。可见，改造后的“传记体”批评较之古代“传记体”批评在批评空间、容量、批评张力等诸多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