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曲论与梁廷楠《曲话》

复旦大学　黄　霖

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曾推重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说：“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的确，以《宋元戏曲考》为代表的王国维的曲论应当在中国戏曲批评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成就何以取得?研究者大都笼统地复述陈寅恪所下的结论：“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结果，几乎没有一篇、一处具体地谈及他接受传统曲论的影响。这或许是由于误解了王国维的自我评价。他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曾说：“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这些表面看来颇为自负的话其实并不过分。因为从现代意义上的戏曲史研究而言，古人确实未尝为此学；其戏曲观点“大抵”为他所“创获”，而并非全部。我们决不能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王国维的戏曲观都是古人未尝言及的“创获”。今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等同梁廷楠的《曲话》互相对照，就可发现王国维曲论中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几乎都受到了梁廷楠的影响。

活跃于鸦片战争时期的梁廷楠实际上是应该受到重视的人物。他生于1796年，卒于1861年。广东顺德人。道光副贡生，澄海县教谕。历充越华、越秀书院监院、学海堂学长、广东海防书局总纂、粤海关志局总纂，因参与《广东海防汇览》、《粤海关志》等纂修，得以熟悉当时国际大势，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睁眼观世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著详细地介绍了合省国即美利坚合众国的情况，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多有探索。其序称“美利坚之合众为国，行之久而不变”的原因，大凡有三：一，民主，一国之政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官吏之进退亦“一公之民”；二，法治，“法也者，民心之公也”，上自统领，下至百姓，都得遵守，不能“以人变法”；三，统领“限年而易”，促使其任期内“力守其法”，“殚精竭神”地工作。更属可贵的是，他还结合美国地理、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等探究其民主制度能确立的原因。不但知其然，而且还努力探索其所以然。这确实比当时一般了解西方者高出一筹。林则徐禁烟至广州，即慕名咨以战守事宜。他为之悉心规划形势。后入祁、徐广缙幕，积极支持1849年广州人民的反侵略军入城的斗争。咸丰元年(1851)以荐升内阁中书，加侍读衔。他学识广博，菱繁富，主要菱汇刻成《藤花亭十七种》。其《夷氛闻记》一书历叙鸦片战争其间亲见亲闻，简赅有法，为史家所重。戏曲方面有创作杂剧四种、传奇一种，另有论著《曲话》(或称《藤花亭曲话》)五卷。当时的名督邓廷桢曾誉他“论南北曲，叹以为粤人所未有”(《清史列传·本传》)。可惜长期以来其曲论不为戏曲批评界所注目。近来有学者开始对他进行研究，但也只是注意其戏曲批评的方法和态度，未从观点上探究其精义所在，想不到在本世纪初王国维作《宋元戏曲考》时，竟无声无息地从中吸取了不少养料。今从五个方面分别论述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