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单镇汇批本
民国年间，苏州人单镇(1876—1965，字束笙)曾花费心力汇辑相关人士的批注。上海图书馆藏有《辛臼簃诗
》1923年刻本的单镇汇批本。卷首页《辛臼簃诗
序》下钤“吴县单氏桂阴居藏书印”阳文朱印，全书卷末钤“单镇之印”阴文朱印。卷首有己卯(1939)仲秋单镇的题识，清楚交代了他如何汇辑各家批注。我们逐层来看：
予于甲戌(1934年)仲春，偶在景德路大华书肆检阅丛残，得菊裳侍讲丈《辛臼簃诗
》一册，系顾子聪孙藏[7]，有朱古微侍郎暨聪孙眉批若干条[8]。卷首有聪孙书“甲子中元，韦斋手赠”数字[9]，屈指适届十年。
单镇于1934年(甲戌)仲春在苏州景德路的大华书肆得到了一册《诗
》，是顾聪孙的旧藏，上面有朱祖谋和顾聪孙眉批若干条。叶昌炽晚年回苏州以后，与朱祖谋有过一些交往，从日记看，辛亥年(1911)以后交游甚为密切。朱祖谋批注不是太多，凡38则，后述各家过录本都采录了朱祖谋的批注，但其原本今已不可见。其次是顾彦聪的批注，凡25则。顾彦聪又名聪生，是苏州木渎镇绅士，其父顾肇熙任台湾道台。他曾做过苏州市木渎镇初等小学堂堂长。据后面述及的费树蔚长跋“古翁盖从聪孙假读”一语看，应该是朱祖谋从顾彦聪处借此诗卷，略作批注后归还顾彦聪。顾氏是从哪里得到这册《诗
》呢?据顾聪孙首书“甲子中元，韦斋手赠”数字，可知是1924年(甲子)费树蔚所赠。查叶昌炽日记，丙午年(1906)七月以后，叶昌炽与费树蔚始有交往，但可能是年龄悬殊，过从并不太多。单镇的题识又曰：
爰携是册往访费子韦斋，请其复加订补。是年除夕，韦斋以原书送还，补批十之五六，附以长跋，并由张子仲炤签注数则[10]。……旋将此册送请王君九同年暨夏闰枝太史签注数则[11]，均于书中分别注明。
单镇于1934年得到顾聪孙旧藏本后，又携此书拜访费树蔚，请他加以订补。费氏不仅“补批十之五六”，并附以长跋，还让张志潜(1879—1942，字仲炤，直隶丰润县人)签注了数则。没多久费树蔚就病逝了。随后单镇又持此书请曾经为它作序的王季烈(1873—1952，字晋余，号君九，江苏苏州人)和夏孙桐签注数则。夏孙桐(1857—1941，字闰枝，江苏江阴人)与叶昌炽的交往可追溯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关系颇为密切，夏孙桐的批语是最多的，凡173条。这样，此书的批注者就有朱祖谋、顾彦聪、费树蔚、张志潜、王季烈和夏孙桐，达六人之多。
单镇在上面的题识中还说到“韦斋……附以长跋”。费树蔚长跋也见于此册空白页，其中论及叶昌炽此册《诗
》的背景和主旨，费氏跋云：
菊裳侍讲丈所为《辛臼簃诗
》，于逊清光绪一朝甲午、戊戌、庚子数大政，摭拾闻见，出以廋词，而台省脞谈、中外琐事，亦附及焉。……侍讲诗似多为事后追记，且有归田后删改增补，观《缘裻庐日记》可知。然指陈时局，臧否人物，未脱当时风气。玉堂清切，罕窥机秘，俗语不实，流为丹青。知人论世，难乎其难。然而芳芳悱恻，忠爱流溢，绝非中唐诗人咏事之佻纤，亦非《周秦行记》《碧云
》之妄忮[12]，则天下后世所共信。卷尾四诗，不啻自跋，以俳优诗体、断烂朝报自嘲，其未欲居“诗史”也明甚。
首句谓《诗
》以廋词吟咏光绪朝大政，也附及当时的丛谈琐事。后几句谓这些诗歌多为追记，也有后来的增补；朝廷的机密之事，叶昌炽很难一窥究竟，有的只是不实的俗语传言，便流诸笔墨。叶昌炽自己也嘲为俳优诗体、断烂朝报，并没有以“诗史”自居，意思是叶昌炽的吟咏评泊既不能说真切，也更不能说是定论；不过他笔端流露出的悱恻忠爱之情，是天下人共见的。费氏跋又述及几家的批注云：
此帙行世后，予尝与庞子芝符略有考订[13]。又十年，而单子束笙从书肆得此册，以首叶有顾子聪孙题字，谓予手赠，乃更授予，属为加墨。予斋中旧批本已失，唯就所忆，杂书于眉。销精善忘，侍讲作意当否，不可知。……张子仲照过予，见之，亦签出数处，仲照固熟于京华旧事者。……王子君九方居忧在里，其夙昔亲炙侍讲之日多，且尝为《诗
》序，必多识微旨。束笙可更与商略，按索而尽得之，则善矣。
费树蔚“唯就所忆，杂书于眉”，作了批注，经统计凡78条。他还叙述了过去与庞树典(1868—1932，字芝符，江苏常熟人)略有考订。据叶昌炽日记，辛亥年三月初一日，“得仲午书，由费仲深介绍庞芝符助巢隐刻资二十元，可感也”，但二人似乎没有多少交游。可惜庞氏的考订文字，今已难觅。此外费树蔚提到了张志潜(仲昭)。张志潜虽然与叶昌炽没有交往，但他是张佩纶之子，曾任内阁中书，对于朝廷中事有所了解，因此“签出数处”。费氏还向单镇推荐了为《诗
》作序的王季烈(君九)。但王季烈的批注仅仅2则[14]。费氏作长跋作于1935年，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一气袭上心头，他发出了深沉的慨叹：
予于侍讲不数见，而侍讲颇许予出处大节，见之日记中。虽未能尽得予心，而与古翁见爱正同，展卷怅然，念两翁遭际既甚可悲，聪孙吾党之秀，亦墓有宿草矣。予与束笙俯仰人间，颇有南城十九不如之叹。贞元朝士，零落殆尽，而大定、明昌之故事，微遗山谁与传之者?此又予两人所当共勉者也。……时在共和纪元之二十四年一月，内忧外患，国且不国，使侍讲见之，不知悲愤奚似!予亦何心为故国哀耶?
费氏念叨着叶昌炽曾经的赏爱，更悲叹叶昌炽、朱祖谋在晚清国变中的遭际，朋友辈若顾彦聪死已多年，唯独与单镇浮沉人间，他发出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慨叹(按，此语最早出自西晋的羊祜，羊祜曾封南城侯)。费氏把清朝比作金代。金亡以后，其仁人志士的故事由元好问编《中州集》而得到弘扬和流传；同样将晚清的历史真相传之后人，也就是这些遗老们的责任了。在内忧外患交侵的1935年，费树蔚读此诗集，满心忧患，所悲愤的不再是大清逊国，而是外族列强的侵略，这与他在抗战时期的爱国情怀是一致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