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刘毓盘少时从吴中词派潘钟瑞学词，后受业于常州词派后期词学家谭献，其父刘履芬是后期浙西词派词人，刘毓盘自身又饱经忧患^[7]，因而在他的《词史》中，他不主一家，既有融合浙、常二派的明确倾向，又能跳出二派之外，时时表露出词人自身的苦心孤诣。这又可以从三方面言之：

第一、意内言外，托义必高的词心论。自常州词派张惠言倡言“意内言外”之说以来，词体为之大重，后来周济更是发扬光大，常州词学成为晚清迄民国初年的主流词学。刘毓盘受此影响，也大张“意内言外”之说。他认为词源出于诗，“以意为经，以言为饰，意内言外，交相为用。意为无定之意，言亦为无定之言，且也意不必一定，言不必由衷。美人香草，十九寓言，其旨隐，其辞微，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后人作词之法，即古人言乐之法也。盖忠臣义士，有郁于胸而不能宣者，则托为劳人思妇之言，隐喻以抒其情，繁称以晦其旨。进不与诗合，退不与曲合。其取径也狭，其陈义也高”。从其论述，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受周济和谭献的影响很深。周济主张词“有寄托入，无寄托出”，已经有摆脱张惠言附会论词的方面，后来谭献提出“作者之心未必然，读者之心何必不然”的解词方法，则又是在融通张惠言和周济二人的说法了。另外一方面，刘毓盘显然是根柢张惠言之说，评词过程中则以读者之心的主动性对历代词进行了有意义的解读，虽亦有穿凿之词，然不可全盘抹杀。如其引《鼠璞》评谢克家《忆君王》词：“此送车驾北行之作。词意悲凉，读之使人坠泪，真忧君忧国语也。”考谢克家生平，恰经历南渡之恨，词中“宫墙”、“宫柳”、“楼殿”、“燕子归来”等词无不寓示了一个王朝的没落，此等词汇虽未必不可在宫词中见，但时世如此，刘毓盘显然认为此词是有亡国之痛，怜君之意的。又如述王沂孙《齐天乐》(咏蝉)词，全引端木采释碧山词逐词逐句寄托意，可见刘毓盘是认同此词中的政治寓意的。

刘毓盘《词史》中释词之比兴寄托多以其时笔记或后人评述证明之，绝少自家语。然而他在1919年左右为北京大学学生授词选一课时，却全用比兴之法释词，其作《花庵绝妙词选笔记》，几于每词之释均揭示该词的政治寓意。如当时的学生梁遇春回忆：“他是弟所爱听讲的教授，他教词，总说句句话有影射，拿了许多史实来引证，这自然是无聊的，但是他那种风流倜傥的神情，虽然年届花甲了，总深印在弟心中，弟觉得他颇具有中国式名士之风。”^[8]刘毓盘讲授词选似与词史不同，词选笔记中篇篇皆有寓言，《词史》中则未坐实，或者刘毓盘认为《词史》写作更为严肃，若无据可凭，则不可妄言?其前言中论词云：“其至者，则东西南北，惝恍无凭。虽博考其生平，亦莫测其真意之所在。”此足可作为《词史》写作之注脚。

第二、融浙入常，力尊七家的词径论。浙西词派推尊姜夔、张炎、高观国、史达祖，追求醇雅，而从字句上下工夫；张惠言力矫浙派之失，提倡比兴论词，门径上溯唐五代，无一定宗主，周济提出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四家之说，有门径可依，常州词派乃以大成；戈载其时，周济《宋四家词选》尚未刊行，其论词则主宋七家之说，以周邦彦、史达祖、姜夔、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七家为词学门径，其动机则是尊崇雅正和协律，应该说是对浙西词派的重大改进^[9]。刘毓盘在词径上何以舍弃最为主流的“宋四家”，而取“宋七家”?显然，他并不是对浙西词派的一种皈依，而是在浙、常融合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论点。

刘毓盘所同于吴中词派的当是对词为声学的坚持。如其《论宋七大家词》一章，首引李清照《词论》一文，虽未置评，然而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说，已为其倾心也。至于刘毓盘前四章对新起之词调每多格律之审辨，其论清词之兴推原于词律、词韵讨论之夥，愈可见刘毓盘词学门径主宋七家之说有由来也。《词史》评戈选云：“戈选持论颇公，且不及他家，故示人以不广，其论词多可法。其校律尤精，偶有不协者，虽佳词亦不入选。周密《西湖十景》词只登其六首，则其严可知。至所谓七大家者，又古今不易之说，可从也。”因而刘毓盘评周邦彦词“深于律”，评姜夔词“无不谐者”，评史达祖词“精实”，评吴文英词“研练”，评张炎“能世其家学”，周密、王沂孙词则引周济评语，亦注重二人精工一面。

刘毓盘不同于吴中词派之处则是他对宋七家词的论述不限于律，而是认为他们的词各有寄托，亦合“意内言外”之旨。例如周济认为周密词立意不高，取韵不远，刘毓盘辨之曰：“是犹以寻常词人目之，未察其性情之地尔。”又如周济言王沂孙恬淡，而姜夔、张炎则伪，刘毓盘亦说“吾斯之未能信也”。故其论姜夔则许其“南渡一人”，评《秋宵吟》则引“痛二圣不还”之说，评张炎则说其词“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其他诸家刘毓盘也多有类似评论，如评论吴文英“亦姜氏之伦”，评论王沂孙咏物词“并有君国之忧”等等，都说明刘毓盘是要摒除浙、常之分的。概言之，刘毓盘是以张惠言、周济之说作为基石，而以戈载“宋七家”之说作为词学门径，从而达到沟通浙、常的目的。

第三、易代之悲，词必有史的词史论。词史观念，古人与今人不同。周济最为具体地提出了“词史”范畴：“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10]周济的“词史”观无疑注意的是个人的心史，由个人心路历程而窥其时世态人心。自周济提出“词亦有史”说以来，常州词派学者莫不奉为圭臬，谭献就曾评蒋春霖词为一代词史。刘毓盘身历换代之痛，在《词史》一书中着意肯定了易代之际词人的酸痛无奈，其中当也寄寓了刘毓盘的词人心史。刘毓盘对易代之际守节遗民词多壮其志节，悯其忠心，如论宋元之际词人多录其忧国伤怀之词，评张炎词则曰“宋亡，已三十三，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评唐珏则引谢翱语云“人莫不多其义也”。对明清之际词人也多许其高节，如评夏完淳词，曰“玉樊一编，亦正气集也”。刘毓盘对鼎革之后词人出处尤具哀悯，这大概与其民国时并没有选择隐居有关，故《词史》中虽怜古人，亦怜己也。如论王沂孙，据元《四明志》定其非遗民，然而又据周密、张炎词云“似生平未尝一出也。”则许其孤忠尤多。再如元初许衡词，厉鹗对许衡曾有讥难之意，刘毓盘云：“以初未食禄也，必咎其出仕为非，则过已。”评其《满江红》(河上徘徊)词，则云“其心亦可哀矣”。后代文人对赵孟之责，刘毓盘亦觉太过，其论云：“赵淇先赵孟而来，责孟而不责淇，则同罪而异罚也。”其评刘秉忠词亦云：“既助元亡宋矣，而其词又凄恻如此，岂其中亦有不得已者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