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海迅速的现代都市化带来了生活的快节奏，广大市民急需在有“情趣”的小说中转移疲劳，舒展身心。为了满足读者的这一阅读需要，民初报刊纷纷祭起了“兴味”(“消闲”、“游戏”、“香艳”)的大旗，甚至出现了《〈礼拜六〉出版赘言》那样直接挑明这种阅读需要的文字：“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36]这种“消闲”需要当然无可厚非，更何况在“幌子”背后还有民初主流小说家对小说本体的文学追求与现代生活启蒙的坚守。

民初主流小说家根据读者需要大量著译“哀情小说”、“社会小说”、“家庭小说”、“滑稽小说”、“侦探小说”等。这些小说大多聚焦于作家与读者共同生活在其中的大都市，描画一幅幅现代都市生活的“浮世绘”，这是读者们喜闻乐见的，必然赢得广大阅读市场。阅读民初小说时，我们经常看到的故事发生地是戏馆、舞厅、西菜馆(含咖啡馆)、电影院、游乐场等，这种熟悉的场景必然可以引起广大市民读者的兴趣，也能引来都市之外更多读者好奇的目光，因为这种小说本来就有“导人游于他境界”^[37]的魔力。小说里写的那些小儿女情事总会成为读者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的人还会为悲剧里的人物洒一回痛泪，兴起改良旧礼教的热望；小说里写的那些烟、赌、毒、娼，贿选、买官、白相人、仙人跳及其他种种社会黑幕总能引起读者的好奇与警戒，甚至有人因此走上改造旧社会的道路；小说里写的女学生及其他“新女性”，她们婚恋自主、质疑传统贞操观、从事某种职业、组建“小家庭”的种种做派，在让读者震惊之余，也潜移默化地更新了一些旧有的落后的女性观；小说里写的那些滑稽趣事则常常为读者带来劳累后的欢笑，有时读者还会注意到搞笑背后的寓意和讽刺；小说里写的大侦探福尔摩斯、霍桑、亚森罗萍的神奇破案，让读者读得亦是废寝忘食，有人对其中的侦探术还曾大加试验。再加上小说期刊封面、插图中汇集来的全世界的美人图、风景画、名人照片、专题图片，更让读者大开了眼界，饱享视觉盛宴。这一切，都是古代的中国所不曾有的，也是民初中国远离上海的大多数地方所不曾有的，这种小说连同它的载体必然以一种独特的“现代性”吸引来无数读者的目光。正如叶诚生所说：“不同于晚清新小说直接参与历史新建构的叙事冲动，民初小说试图在‘大叙事’之外寻找自己的言说空间，而且的确找到了这样一种叙事新立场——克服‘神圣化’冲动之后的日常生活中的现代性。可以说，这正是民初小说为中国小说现代性的生长寻找到的另一条路径。”^[38]这种“现代性”不仅表现在文本上那“可以触摸与感知的现代”^[39]生活，还表现为民初主流小说家从市场出发、“以兴味为主”的读者意识及其文学本体坚守中对小说形式进行的多元革新。

为了适应都市生活快节奏及报刊传播新媒体，短篇小说成为民初作家与读者分享生活“兴味”的轻骑兵。包天笑、周瘦鹃、刘半农等人借鉴西方短篇小说艺术技巧，立足于民初读者的阅读、审美习惯，著译了大量的短篇小说，不断为短篇小说的现代化探索新路。叶小凤、姚鹓雏、许指严等则力图激活旧有的“传奇体”、“笔记体”等短篇小说形式，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可以说，这批小说家在民初进行的种种短篇小说文体实验为现代短篇小说的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了一新读者耳目，民初主流小说家还创造性地引进西方日记体、书信体、对话体、游记体、独白体等艺术形式。有的作品非常注意心理描写；有的作品淡化了故事情节，而呈现一种抒情化、诗化、散文化的特征；有的作品出现了“多声口”叙事，增强了作品的“似真”效果。长篇翻译小说已经打破了传统章回体，呈一种向“现代”发展的趋势；长篇创作小说虽仍多采用章回体，但上述西方形式技巧也常被化用其中。为了“粘”住读者，无论长篇、短篇，民初主流小说家都重视写当代生活，以有“影事”为妙，因为“有影事在后面——读起来有趣一点”^[40]。

民初主流小说家主倡“兴味”，一方面表现为他们重视小说的文学兴味性，认识到了小说文体的审美独立性，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小说观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他们重视小说的兴味娱情性，强调小说对个体情感的宣疏，从而大力提倡小说的娱乐消闲功能，这是对固有小说传统的现代性脉承。这一“兴味”观就是要求小说著译应以“审美性”、“娱情化”为旨归，从而使小说既能“行世”畅销，又尽可能“觉世”、“传世”。它适应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为主导权力的民初“文学场”，使小说成为“场”上的中心文体，从而使民初出现了以“小说场”指代“文学场”的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

这一切文学“现代性”的表现，虽然染上了“市场化”的色彩，但也正是民初主流小说家以“兴味”娱情观沟通了“市场法则”与“艺术法则”的结果。虽然这批小说家受到了来自市场的强大制约，但他们始终坚持艺术本位、坚守社会责任，不懈追求着脉承传统的小说艺术，不断为市民百姓送去快乐与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