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社“四声之争”与民国词体观的再认识[1]

华东师范大学　朱惠国

午社1939年成立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上海租界，直到1942年初，主要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租界才逐渐停止活动，是上海“孤岛时期”旧体词社的代表之一。从渊源上来说，午社与之前的沤社有一定承袭关系，不少词人原先是沤社的骨干成员。午社的活动差不多持续三年，社集二十余次，参与活动的成员虽不稳定，但前后大致有廖恩焘、林鹍翔、冒广生、仇采、夏敬观、金篯孙、林葆恒、吴眉孙、吴湖帆、郑午昌、夏承焘、胡士莹、龙榆生、陈运彰、吕贞白、何嘉、黄孟超、陆维钊等人。既有年辈稍高的廖恩焘、仇采、冒广生等，也有晚一辈的龙榆生、夏承焘等，其中最少者黄孟超与冒广生等人相差近五十岁；从职业来说，既有赋闲的官员，如廖恩焘、夏敬观等，也有大中学的教师，如夏承焘、龙榆生、陆维钊等，还有一些成名的书画家和银行职员等。其人员构成大体能反映民国词人群体的面貌，有一定代表性。这些人有一定社会地位，生活条件也比较优渥，加上趣味相投，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创作群体。

午社成员之间除了定期聚会唱和之外，还有比较频繁的学术交流，经常探讨一些词学问题，其中有关“四声”问题的讨论持续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这场讨论表面看是午社成员之间词学观点的碰撞，甚至有私人矛盾，乃至意气用事的因素，但深入来看，实质是民国时期以推崇梦窗词风为标志的词学观发展到这一时期面临困境，要求再次改变的一种表现，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场争论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词的创作从此进入低谷而渐渐为人遗忘，但其价值与意义却客观存在。事过近八十年，当我们回顾、检讨民国词学观的嬗变、得失时，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依然有温故知新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