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织剧社

郑正秋是戏剧爱好者，也是一个积极的戏剧活动实践者。从1910年至1921年，郑正秋的主要精力和活动都在戏剧上。他组建剧社，亲任编、导、演，并建教学馆培训新剧人才，沉沉浮浮，在盈利和教育社会之间探索平衡之路，虽然新剧沉寂了，但郑正秋积累了宝贵的编、导经验，并在实践中深化了戏剧理论。

1913年底，郑正秋组建新民新剧社，在兰心大剧院演出，以家庭剧为主，连续上演了《珍珠塔》、《三笑姻缘》、《恶家庭》、《火浣衫》、《义丐武七》、《遗嘱》、《家庭恩怨记》、《恨海》、《马介甫》、《血泪碑》、《肉券》、《爱之花》、《血手印》等新剧，虽曾被欧阳予倩批评说剧目过分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和廉价的舞台效果，但这些剧目浅显易懂、生动有趣，因而“男女老少，个个欢迎”^[3]。新民社成立约一年后，和张石川等组织的民鸣社合并，郑正秋不再做管理者，专门做演员和编导。1915年，郑正秋退出民鸣社，另组织大中华新剧社，继续演出新剧。同年8月，剧社因演员作风引起舆论攻击，转移长沙。1916年郑正秋编写剧作《隐痛》，亲自登台，内容涉及到对袁世凯的揭露，之后又在上海租界演出《皇帝梦》。

近代商业经济驱使下，1918年的新剧的宗旨早已失去十年前刚产生时的初衷，从教育社会而变成了获取利润。郑正秋也在此期间摇摆过，也曾编演了很多靠着曲折离奇情节来吸引上座的新剧，但其编演的新剧仍带有很多教育意义，即使是符合小市民口味的家庭剧，如《恶家庭》等，也带有惩恶扬善的意味。但后期兴起的新剧，大多恶俗无比，一味取悦观众，才使得郑正秋发出新剧已沦落至伤风败俗的感叹。“各地各方风俗，则皆竟尚奢华，竟尚淫佚，竟尚欺诈，竟尚攘夺，如此风尚不可不有以药之耳”，他痛心当时演剧之人，“不以剧场为教育场”，而是把“戏台作吊台”，“于是新剧乃尽失其作用”^[4]。郑正秋把其组建的剧场起名“药风”也是此意，他于1918年在上海重新设立药风新剧场，招收学生，由郑鹧鸪辅助教习，聘请知名演员，“精艺术而守道德者”，独树一帜，严定规则，来企图拯救新剧。然而新剧那时已经腐坏至透，无力回天，不久药风剧场解散。1919年继《新世界》后又创办《药风日刊》，并与张石川合作组大风新剧社，郑正秋任编演主任，演员有关镜若等人，主要演出《亡国恨》、《救国救民》、《社会钟》等爱国新剧，受到观众欢迎。后又与周剑云合作，把大风新剧社改名为和平社新剧部，创作新剧《新青年》并搬上舞台，观众反映强烈。虽然没有停止拯救新剧的努力，但郑正秋已全面清楚新剧的败落，对当时“毒氛”，郑正秋感觉“心欲锄之而力不足”，对新剧遂逐渐失望。1921年11月，郑正秋宣布解散和平社，脱离戏剧社，1922年和张石川等人在上海创立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投身电影于事业。

郑正秋组织剧社的活动，自1913年起到1921年，长达八年之久，编演爱国戏剧和商业戏剧，对当时新剧发展起着重要促进作用，与中国近代戏剧史的命运紧密相连，他在剧社中的实践，对新剧的题材、内容、演出方式有着显著的开拓作用，他用积极的行动、惊人的创作对中国早期话剧的发展起到有力的宣传和倡导。在中京剧团发展史上，他的贡献不容抹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