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先分述部分诗话对小说的品评。陈衍《石遗室诗话》品评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五首为前清诗中一疑案，即章皇帝、董妃之事。由此引出：“有谓《红楼梦》说部虽寓康熙间朝局，其言贾宝玉因林黛玉死而出家，即隐寓此事者。《红楼梦》中诸闺秀结诗社、各起别号，独黛玉以潇湘妃子称”[3]的说法。孙雄在《诗史阁诗话》有如出一辙的品评：“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实暗指董妃逝世，有清世祖伤感去国，遁五台山为僧，语颇明显。……有谓《红楼梦》说部虽寓康熙间朝局，其言贾宝玉因林黛玉死而出家，即隐寓此事者。《红楼梦》中诸闺秀结诗社，各起别号，独黛玉以‘潇湘妃子’称。”[4]在此姑且不论《红楼梦》中的两主人公是否暗指清世祖和董妃，陈衍、孙雄对《红楼梦》的评论很显然是受到时下清研究《红楼梦》索隐派的影响，而他们对《红楼梦》人物身份的猜测可见其对俗文学的关注。另外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还谈到了陈衍对《红楼梦》的整体关注：“《红楼梦》一书，真是千古奇构。全部痛诋满清，而以一代文网之密，无如之何，盖他小说皆以一人影射一人，故易被窥破；《红楼梦》则或以一人影射数人，或以数人影射一人，天花乱坠，使人迷于所往。近三十年，始有窥破一二者；蔡鹤卿《索隐》，可谓窥见全豹矣。”[5]袁保香《冷观庐诗话》录入为湘妃葬花图“遽园先生所作古风，师竹六律”[6]，此种录入以《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身世遭遇作为抒情对象之诗作在文言旧体诗话中是罕见的，雅俗共存的文学意趣在此得到了完美的统一。袁氏还称金夔伯(石)近受商务图书馆之聘，编辑新小说，颇为时下欢迎[7]。蒋抱玄《听雨楼诗话》说“《红楼》十二金钗中，独王熙凤不能诗。然‘昨夜北风紧’五字，信口念来，便成佳句，所谓诗人贵自然也”[8]。点评小说中角色的诗歌特色，这在民国旧体诗话中是首例，类似的是刘衍文在《雕虫诗话》谈“甜熟”之诗亦殊不易时也同样列举了《红楼梦》中的角色。香菱认为陆游“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切有趣，而黛玉认为此诗句浅近[9]。刘衍文认为“黛玉高自位置，实亦代表曹雪芹之诗学观。此一联之不足，岂惟浅近，正乃‘甜熟’之至耳。然而林妹妹亦坐眼高手低之病，似此境界，亦终身未能到也”[10]。王蕴章《然脂余韵》称“《红楼梦》为说部名著，形诸题咏，无虑百十人”[11]。于榕章《紫荆山馆诗话存稿》中称“《红楼梦》一书久已脍炙人口，固不待今而然也。……”[12]对《红楼梦》的关注尤其要提到俞大纲《寥音阁诗话》，诗话“举世人习以陈郑诗优劣相辩诘的实例，正如二友同读《红楼梦》说部，一人爱赏林黛玉之幽姿绝调，一人推服薛宝钗之圆艳通才，各持己见”[13]。在此俞大纲以《红楼梦》林薛二人物类比陈郑，以此更形象生动地表明个人的观点，即陈郑二公旨趣不同，造诣各异，固不必遽定优劣，而对林、薛二者读者尽可赏其性之所近，不必有所抑扬于其间。他还说：“《红楼梦》说部之所以深入人心，要亦不外乎性情文字，词锋文采，其余事也。……足证至性之人，然有至性之文。王观堂尝以雪芹人生哲学，悲天悯世，近于叔本华，观堂于人生观点，何独不然?故于雪芹独寄同慨，惟伦理观念，略有不同耳。”[14]俞大纲简要叙述了《红楼梦》颇受欢迎的原因，并把王国维、曹雪芹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联系起来。我们知道1904王国维年发表《〈红楼梦〉评论》第一次站在哲学和美学的高度对《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作出了评价，其采用中西方的批评方法汇通交融，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批评方式，突破了传统的批评观念，为中国文学批评带来了清新之气。在此俞大纲对曹雪芹、王国维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作一简单的比较，意味着传统诗学批评家在王国维的影响下对《红楼梦》本身价值认识有了突破性的提高，不仅如此，俞大纲从王国维的诗学批评中得到启示又以此反观王国维的悲剧人生，凸显了俞大纲深沉独到的生命哲学思考。除了关注《红楼梦》，少量民国旧体诗话还关注着其他的小说文本，并对清末小说的发展作整体观照。杨香池《偷闲庐诗话》评述“小说家张恨水君，所著《啼笑因缘》一书，风行海内，且争制为影片，可知价值之高矣”[15]。评晚清吴趼人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揭破清末政治黑幕，针砭社会恶习，且处处表现其思想清明，人品高洁，诚旧小说之又价值者。”[16]高度评价《啼笑因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文学价值。“诗之含有小说性质者，使人读之兴味醇醇。吾国古诗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词》、《长恨歌》等类，皆可谓之诗体小说”[17]。我们知道“诗体小说是在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出现的新文体”[18]，“是根据小说运用语言的特点划分出的一种小说体裁，是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小说，也被看成叙事诗的一种。如拜伦《唐·璜》、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等，都是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体小说”[19]。而杨香池所关注的《孔雀东南飞》、《木兰词》、《长恨歌》等叙事诗固然包含一定的叙事成分，但篇幅一般不超过屈原的抒情长诗《离骚》(373句)，相对于可作我国诗体小说样板的拜伦《唐·璜》、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故事情节显得就很简单了。在此先不说称说《孔雀东南飞》、《木兰词》、《长恨歌》为诗体小说是否确切，但可见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文人已开始思考旧体诗歌中的小说因素，可知旧体文人对小说的了解也日渐深入。而且杨氏在此尝试用西方诗学批评术语“诗体小说”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学，显示其开阔的学术批评视野。钱仲联《梦苕庵诗话》批评徐枕亚小说《玉梨魂》纯以烂四六堆垛而成，在说部中固下乘也[20]。品评“曾孟朴以著《孽海花》小说一书成名，颇涉晚清掌故。然其间是非颠倒，事实乖误者亦不少，描写床笫，尤涉淫秽。孟朴通法文，善迎合流俗心理，所译法国文学名作，时人盛称之”[21]。钱仲联否定了徐枕亚《玉黎魂》、孟朴《孽海花》，尤其对徐枕亚骈体言情小说《玉梨魂》评价极低，其实《玉梨魂》自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22]，并非如此不堪，钱氏的批评未免过激，然而他将批评的目光投向小说等也是其世俗关怀焦虑心理的体现。汪国垣《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称自己年少时，“颇喜浏览今人所为小说。其最赏者，译著则以闽县林琴南，撰著则以李伯元、吴趼人、刘铁云、曾孟朴所著为笃嗜”[23]。诗话中汪国垣还录存与林琴南的往来书信以及对林琴南、李伯元、吴趼人、刘铁云、曾孟朴五人的生平经历、翻译和创作情况等用较多的文字篇幅进行了较为细致且全面的介绍。通过汪国垣的介绍，可知林琴南译欧美小说前后凡百五十六种，千二百万言，但林琴南译西方说部书，多借王寿昌、魏易、陈家麟辈口述，平生实不谙西文；李伯元《官场现形记》、《活地狱》等风行一时；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为著，此外，《最近社会龌龊史》、《劫余灰》、《上海游骖录》、《痛史》、《两晋演义》、《恨海》亦有名；刘鹗以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则未有揭清官之恶者，实则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负，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其《老残游记》借铁英号“老残”者之游行，历记其言论闻见，暗相攻击；曾朴《孽海花》以名妓赛金花为主人，而穿穴以近三十年朝野名流轶事，以历史而兼社会小说体，立意既创，而文笔亦生动有趣，连自负译笔旨高之林琴南，认为其《孽海花》为近代自撰说部中第一流著作[24]。汪氏对清末小说家及其作品的品评关注在民国旧体诗话中最为突出和集中，在此与钱仲联相异的是他对曾朴《孽海花》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以“历史兼社会小说体”新学概念称之，汪氏作为传统的诗学批评家其开放的诗学品评眼光得以显现。而汪国垣另一重要诗话《光宣诗坛点将录》以《水浒》人物形象比拟诗坛之法，为清光绪、宣统年间一百多位诗人作评点小传。点将未必尽确切，但此种雅俗兼济、妙趣横生的书写方式使得《光宣诗坛点将录》在民国旧体诗话中别具一格。陈中岳《侠龛随笔》品评大兴舒位《水浒传诗坛点将录》之作，以“洪稚存喻花和尚鲁智深、黄仲则喻行者武松、胡稚威喻豹子头林冲、姚姬传喻混江龙李俊，皆确切不移。以沈归愚喻托塔天王晁盖、袁子才喻及时雨宋江终未当也”[25]。作者针对舒位对诗人与《水浒传》人物喻拟作出了自己的看法，可见他谙熟《水浒传》小说内容。此外陈氏对《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封神榜》、《红楼梦》等长篇小说作了整体上品评，他说：“《水浒传》行文似司马子长，极解衣磅礴之致。《儒林外史》峭拔似柳柳州，雅健处似匡衡刘向。《西游记》、《封神榜》闳肆处皆似庄子，至《红楼梦》则奄有众长，非左丘明不能也。”[26]在此陈中岳虽把关注点指向了《水浒传》等俗文学样式，然品评之辞、诗学批评终难超越传统的羁绊。胡朴安《南社诗话》记录了陈善之工诗词，能文章，善小说家言。称其写一本《残水浒》，就《水浒》原有之人分为官军派、草寇派两部，以结《水浒》之残局。官军派以卢俊义为首领，草寇派以宋江为首领，吴用则周旋两派之间。就各人之身分性情，写了极其自然，出于《续红楼梦》、《红楼后梦》之上，诚不愧于《水浒》之续[27]。也可见其关注俗文化的情怀。而杨钧《草堂之灵》云：“惟提倡《水浒》，其害正大，诲盗之罪，实不可辞。伯兄有言，对《水浒》，即思为强盗，而况知识未定之青年，道论沦为之浊世，又授之以其所无，易其所有之法宝，不造浩劫，其谁信之。”[28]认为《水浒传》对乱世之中的青年有极坏的影响。梁启超曾认为《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道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实施耐庵之功也。《水浒传》的价值意义今人是有目共睹的。时至民国时期国门洞开，杨钧虽置身于充斥着西方自由、民主精神的中国，但其保守、狭隘甚至愚昧的思想与崭新的社会风气显得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