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清以降，随着国运的衰微和经世思想的继起，诗坛宗宋之风也日渐浓厚，陈衍所云“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1]则准确抓住了时代脉搏。道咸以至民初，宋诗派门庭日益兴盛。前有以桐城姚氏后裔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推波助澜，中有何绍基、程恩泽、祁㝦藻、郑珍等人力倡宋调，后有陈衍、陈三立、郑孝胥等同光体诗人发扬光大，使得宋诗风气影响甚大。(湖湘派表人物曾国藩对宋诗风气的推动也功不可没^[2])这种诗学风气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由云龙《定庵诗话》曾指出云：洎祁文端、曾文正出，而显然主张宋诗。其门生属吏篇天下，承流向化，莫不瓣香双井，希踪二陈。迄于同光之交，郑子尹、莫子偬倡于前，哀渐四、林晚翠暨散原、石遣、海藏诸公继于后，他如诸贞壮、李拔可、夏剑丞皆出入南北宋，标举山谷、荆公、后山、宛陵、筒斋以为宗尚。清新警拔，涵盖万有^[3]。

从中可见，宋诗派在当时的影响力已波及大江南北，正如胡适先生所云：“这个时代之中，大多数的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4]其在当时已成为无可厚非的诗坛主流。在宋诗风气盛行之际，近代诗坛也产生了诸多不同的论调。章炳麟批评宋诗派“吟咏情性，多在燕乐。今词又失其声律，而诗尨奇愈甚!”^[5]李详也认为：“今之为诗者，貌为清奇倔强，而枵中窳体。求申于鼷鼠之角，以为康庄大道，又复驰骋于乾嘉以后诗人之议论，堕入五里雾中，群不自觉。”^[6]这也与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宗唐派颇有同调之感。此外，近代诗坛香奁诗风的日渐流行不但刺激了香奁诗话的出现和流行，也对宋诗派也带来了不小冲击。

民国肇造之际，南社革命派又以高调的姿态来为唐音张目，试图通过造就黄钟大吕之声争取文化话语权，体现出进步文人对诗歌批评的时代要求。由于宋派诗人的作品主要在学古领域内求新、求奇，也使得他们大多脱离了近代文学革命浪潮，这也引起了以柳亚子为首的革命文人的极大不满，进而对其进行不断的口诛笔伐。柳亚子认为宋诗派的创作乃是亡国之音，根本不能代表当下诗歌的主流方向，并把陈三立、郑孝胥等人比作阮大铖、马士英之流的乱臣贼子。可见，他试图通过对宋诗派领袖的人品攻击击来转移其诗坛影响力，从而消除近代诗坛“哀以思”的悲靡之音，这多少有些人身攻击的义气成分；从中也可见，他对诗坛现状的焦虑和疾呼恰恰显示出宋诗派的强大影响力。在此情况下，以柳亚子为代表的部分南社文人群在“为民国骚雅树先声”^[7]理论的指导下，以《民国日报》为主战场，以报刊诗话为武器，发起了关于唐宋诗的论争，并逐渐由诗学观念的分歧变成南社内部的政治斗争。可以说，近代报刊诗话中的唐宋诗之争根源于传统，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更显示出其论争的复杂性。诗学论争往往不只是单纯的艺术论争，与社会文化，特别是政治关系密切。在清末民初时期，诗学论争的政治性格外明显。因而，这次论争不仅是一场诗学理论的论争，也是不同社会思想的斗争，并最终导致了南社的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