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之前的诗学总结
《雕虫诗话》一至三卷为历代诗小识，其中一卷集中对清以前的古典诗学进行总结。从《诗经》、汉人所创五言诗、建安风骨、西晋陆机、东晋陶谢至唐之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诗歌、宋之江西派、元诗、明诗，刘氏对此都作了较为精简的品评。清以后的古典诗学理论上已不再有新意，因此旧体诗话除了随性而至的诗学点评之外多为古典诗学的概括总结，相对其他旧体诗话，不可否认的是刘氏的古典诗学批评很大程度上走的仍然是传统的路子，但诗话中新见迭出，表现出作者不凡的批评勇气。
值得一提的是刘氏肯定《诗经》是四言诗之极诣，但虽为诗源的价值但却不能不有待进化，因《诗经》虽具社会性和地方性，却存在个性缺失的不足。针对历史上曹操、曹植、曹丕孰优孰劣的问题，刘氏推崇具有勃勃英气之曹操诗作，曹丕曹植诗作却存在着胆识不够、气魄不足的缺点。而对历史上“抑丕扬植”的批评倾向，刘氏却认为曹植“以文章而言，固独步当时，而为诗实多疵累”[41]，“诵其(曹丕)诗，足以荡气回肠，一销胸臆之郁勃肮脏”[42]。对古今以来对陆机莫衷一是的品评，刘认同了历史上对陆机作品多而芜的品评，却对陆机遭后人诟病的浓厚的模仿性表现出不同的看法：“古诗文都自创自成，恒具性灵”[43]，“诗之拟古者，晋代陆机有成，汉代未有”[44]，即是说即便是模仿之作也有其“性灵”所在。谢灵运诗作影响后世的集中说法有如“清水芙蓉，自然可爱”、“谢康乐体”等，但刘氏对其诗如芙蓉出水提出质疑，并以为“初看则谢较令人注目，静观则陶最耐人寻味”[45]。
独具匠心的是刘氏在诗话中借用对余越园《论诗绝句》：“唐音宋理元丰致，下逮明清格遂卑。赖有亭林作砥柱，平生不作等闲诗。”[46]的品评“首句评骘最善，后三句未敢苟同。”[47]表明了他对唐至清诗歌总的批评态度。刘氏对唐李白、杜甫、北宋苏东坡等诗作的批评没有超出前人的窠臼。而在对宋诗的总结和梳理、对明三袁等的品评之中，表现出不凡的诗学见解。颇为突出的是刘氏对黄山谷的“夺胎换骨”法进行解释说明。刘氏以为“夺胎换骨”作为一种技法，在以前的文学创作中早已普遍存在，只不过经山谷总括拈出，便成至理名言，在理论界和创作领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例如除了江西派的诸多作家把“夺胎换骨”说奉为圭臬，后来南宋杰出诸如诗人陆游、范成大、杨万里，乃至宋末的刘克庄，也都颇受山谷“点夺”理论的启悟。这些诗人不再追求“字字有来历”，而往往在诗法、诗意、诗境等更高层次上去“点、夺”，故其风格独树。因此刘氏提出“夺胎换骨”法非“山谷之所创”或“江西派”所特有之诗法，而欲表明诗文诗法为天下共识，非一人一派所拥有。至于明代的诗歌，刘衍文否定明前后七子的模仿之风，否定了公安派的诗作却肯定了其文。公安派的成员们，尤其是袁氏兄弟，他们的文学创作只图表情达意即可，直接与浅白是他们的追求，因此后人视袁宏道诸如“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卧”[48]为公安派诗作过于俚俗的代表，并对此持以较低的评价。置身于新旧诗体分庭抗争时期，刘氏对类似白话新诗的公安派诗作进行否定表明了其鲜明的传统诗学立场。值得一提的是诗学祈向袁枚的刘氏肯定公安派其文，却表现出袁枚不一样的姿态。袁枚与公安派文学主张有直接的关系，目前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但袁枚自身对于这种影响却颇多抗诘，并不认为自己是袁宏道的继承者，在《答朱石君尚书》说：“吾家中郎治行可观，若论其文章，根底浅薄，庞杂异端。蒙公举以相拟，得毋有‘彼哉彼哉’之叹乎?”[49]袁枚肯定了袁宏道“治行可观”，但认为其文“根底浅薄，庞杂异端”。事实上公安派提出的“性灵”说为建构小品文学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得晚明小品文的勃兴成为一种文学“自觉”色彩很浓的散文革新活动。五四新文学以来周作人、林语堂等创作的小品文无疑也是承接了晚明小品文的风格。由此可见，刘氏作为传统的诗学批评家，其诗学上虽追随袁枚，但却并不盲从，表现出批评家独立思考的诗学品格。
面对历史上“言富贵诗者，多以明初期三杨之‘台阁体’为典范”[50]的状况，因杨弘济诗文所见不多，刘氏以“二杨(杨士奇、杨荣)而论，乏新裁，失自我；是诗虽有富贵气，而实非可称许之好诗也”[51]。他以为“最具诗之特色而又得富贵真气者，唯李宾之为千古之首选。宾之于气象、气韵、声律而外，雍容华贵之丰神，浑厚严整之格调，全出之内养，此其所以难得也”[52]。在此刘氏举钱牧斋《列朝诗集小传》所言“(李宾之)以金钟玉衡之质，振朱弦清庙之音，含咀宫商，吐纳和雅，飒飒乎，洋洋乎，长离之和鸣，共命之交响也”[53]，以表示：“李宾之富贵诗之真谛所在，非仅为余一人之私言也。”[54]刘氏对二杨(杨士奇、杨荣)的否定仍可看出他主性灵的诗学主张。而李东阳的诗歌是否真如他所说最具诗之特色而又得富贵真气，是千古之首选不得而知，但至少可见刘氏敢于向传统挑战的诗学批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正因为论诗主性灵，刘衍文推崇对金元遗山的诗，元好问是金持性灵倾向的肇始者；推崇元杨铁崖的诗作，其《西湖竹枝歌》、《续奁集》等不少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直接表达了对爱情的歌颂以及勇于追求真情的独立精神，将被压抑了数千年的本真人性从封建礼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突破了儒家传统的情理中和论；推崇明代王彦泓，其《疑雨集》是艳诗的代名词，刘氏以为其“语直而情深，意真而感切”[55]。面对传统，仍然需要作者足够的批评勇气。
然而作为传统的诗学批评家，刘氏在诗学的总结同样会表现出保守的一面。对于南宋诗人，刘氏这样批评：“致能温润而欠妥帖；放翁诗多重句，甜熟与甜俗之诗，固自不少，但尚不若后人之滥俗与烂熟也；诚斋诗多趣而近俚，轻率与鄙俗之作尤多。或有谓诚斋诗实过放翁者，予未敢苟同。然诸家诗，佳者全在近体，古诗罕有与前修媲美者。”[56]在此刘氏对范成大、陆游、杨万里的诗歌风格进行了总体的评价，既有肯定也有批评。值得一提的是刘氏对杨万里诗作的批评。杨万里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中别具一格者，他创辟了新鲜泼辣的“诚斋体”，成为当时诗歌转变的重要枢纽。对于他这种诗体，宋金元人多是推崇，明人忽略，清人有推重也有贬斥。袁枚高举性灵大旗，对杨万里诗颇为激赏，推尊杨万里与盛唐李白同为天才诗人，在诗史上有同样的地位。至于陆游和杨万里的排名前后，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比较。诸如宋人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项安世《又用韵酬赠潘杨二首》“四海诚斋独霸诗”等，几乎没有人将陆游的名字摆在杨万里之前。入清，杨万里贬声渐起，叶燮、朱彝尊、沈德潜、翁方纲等都持严厉而偏激的批评态度。例如翁方纲的《石州诗话》对杨诗包含了不少颇为严厉的指责，如诚斋诗什之富不减放翁，白石推许虽至，然侄俗过甚，渐多靡靡不振之音，半壁江山所以日即于孱弱矣[57]。纪昀在《瀛奎律髓刊误》中多次指出杨万里诗“鄙俗”、“粗鄙至极”、“难得此雅善”。在《雕虫诗话》中刘氏肯定了杨万里诗歌的趣味性，但也批评了其诗歌的轻率与鄙俗。其实杨诗的特点便在于其俚俗之处，许多作品以游戏笔墨状世事百态，如《端午独酌》、《观小儿戏打春牛》、《嘲稚子》等，这些作品轻松活泼，新巧自然，是充满性灵而非肌理绵密的，是才人之诗，而非学人之诗。因此杨万里的诗歌与袁枚的“性灵”说主张并非没有联系。但刘氏在此严厉批评诚斋，并不苟同诚斋实过陆游的主张，一方面在于诚斋的诗歌确实存在着鄙俗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刘氏虽然诗学上倾向袁枚的“性灵说”，但作为置身于新诗独霸诗坛时期传统诗学批评家，其对与新诗同潮流的诚斋诗歌的评价又表现出传统保守的一面。
20世纪初的人都是大清王朝的子民及其后裔，血缘、师承以及观念形态等重要关系，把他们和“前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不可能随着清王朝的覆亡而一朝斩断。清末民初的一些文人，继续写其同光体诗，继续作传统的诗话；或者辑录诗文遗集，或是披拾故老传闻，这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流连光景、哀挽昨日的怀旧因素。而刘衍文作为出生在20世纪初的传统诗话作家，其以精炼简短的言辞对清代以前历代诗歌进行品评总结，可见其对传统诗学的眷念歆羡之意。在具体的总结批评之中，刘衍文不可避免地会流露出其诗学上保守的一面，但作为新时代传统诗学批评家的身份，其坚持自己的诗学批评标准所表现出的独立的诗学批评风范却是值得肯定的。
清中叶性灵派活跃于乾隆至道光年间，以袁枚、赵翼、蒋士铨为主将，舒位、宋湘、孙原湘、张问陶及袁门众弟子营造成众星拱月之势，一时蔚为大观。性灵说诗话论诗力主“性灵”以反拟古、重个性、求创新为旨归，对中国古典美学有继承更有突破，表现出资本主义缓慢发展时期的中国诗学鼓吹个性自由，追求情感解放的思想意向。清代性灵派诗话专著有袁枚《随园诗话》、《随园诗话补遗》及《续诗品》，赵翼《欧北诗话》、舒位《瓶水斋诗话》。以此来观之，刘衍文《雕虫诗话》未尝不可视为性灵派诗话。在《雕虫诗话》中，刘衍文推举袁枚“性灵说”，品评了大量清性灵派诗人，其对清前历代诗歌的总结，不时流露出“性灵派”的诗学倾向，但又不拘泥于袁枚的“性灵说”，而其大胆的不流时俗的诗学批评更可见独立的诗学批评风范。时至新文学时期，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袁枚思想中反抗道德的方面受到了格外的关注。杨鸿烈先生《袁枚评传》(1927)、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1928)、顾远芗先生《随园诗说的研究》(1936年版)钱钟书《谈艺录》(1948)等都对袁枚进行了研究。“这一时期，袁枚研究的范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由传统的感悟式、考证式变为对袁枚整个思想体系的梳理与审视，对其文学主张性灵说的深入的理论性的探讨，融入了西方的理论和观点”[58]。在这样的诗学批评潮流中，刘衍文《雕虫诗话》所表现出来的诗学批评观念和批评思维绝非一般的诗话所能比拟，虽然点评摘句仍然是《雕虫诗话》最主要的手段，黄维梁也曾这样指出：“中国历代诗话词话的写作态度和批评方法，值得诟病的地方很多。从章学诚、杨洪烈、郭绍虞、刘若愚、姚一苇、张建、吴宏一到颜元叔等人，无不异口同声指责过。大家也不约而同地用印象式来指称历代诗话词话的批评手法——准确地说，应为历代诗话词话的印象式实际批评手法。”[59]然而在此《雕虫诗话》是否是“印象式”手法并不重要，关键在于《雕虫诗话》对历代诗学的总结和对袁枚“性灵说”的推崇不仅延续了古代诗学的批评传统，回应了五四以来“个性解放”的潮流，又借鉴了西方的诗学批评思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古典诗学体系，为中国古典诗学批评形式与西方诗学的融合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注释】
[1]刘衍文：《雕虫诗话》，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以下《雕虫诗话》均出自本版本，不再赘述。
[2]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14页。
[3]刘衍文、刘永翔：《袁枚续诗品详注·前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4]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624页。
[5]刘衍文、刘永翔：《袁枚续诗品详注·前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6]江震龙：《林语堂的“性灵说”》，《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7]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626页。
[8]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626页。
[9]朱杰勤：《试论袁枚〈随园诗话〉及其诗》，引自《名家论学》，上海：复旦出版社1986年版。
[10]周星林：《论林语堂对性灵文学传统的弘扬》，复旦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第7页。
[11]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646页。
[12]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646页。
[13]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646页。
[14]李渔：《笠翁一家言文集》，《李渔全集》卷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15]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1—262页。
[16]申屠炉明：《论章学诚对袁枚的学术评价》，《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17]王英志：《袁枚于乾嘉诗坛的影响》，《扬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18]朱庭珍：《筱园诗话》，《清诗话续编(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1页。
[19]叶恭绰：《全清词钞》，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20]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66页。
[21]李世英、陈水云：《清代诗学·绪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2]钱仲联：《清诗三百首》，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页。
[23]王小舒：《清诗在诗歌史上的定位》，《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24]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500页。
[25]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506页。
[26]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91页。
[27]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66页。
[28]钟明奇：《“自为一家”：李渔文学创作的核心思想》，《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29]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68页。
[30]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70页。
[31]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89页。
[32]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537页。
[33]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622页。
[34]朱杰勤：《龚定庵研究》，《现代史学》，1935年第2卷第4期。
[35]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575页。
[36]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577页。
[37]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621页。
[38]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533页。
[39]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75页。
[40]张仲谋：《二十世纪清诗研究的历史回顾》，《泰安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
[41]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16页。
[42]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16页。
[43]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16页。
[44]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16页。
[45]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17页。
[46]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17页。
[47]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17页。
[48]袁宏道：《西湖》，《袁宏道集笺校》，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页。
[49]王英志校点：《小仓山房尺牍·袁枚全集(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50]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56页。
[51]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56页。
[52]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57页。
[53]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57页。
[54]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57页。
[55]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64页。
[56]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48页。
[57]湛之：《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5页。
[58]石玲：《袁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59]黄维梁：《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