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人个案研究

唐宋词人的个案研究是龙榆生先生对现代词学的重要贡献。20世纪20年代的词学研究，虽有吴梅、刘毓盘、王易、梁启超、胡适、胡云翼、郑振铎等人披荆斩棘、艰难草创，成果也为丰硕，但词人之批评多系短篇小论，对词人之批评研究尚未成宏大规模。若论词学研究之开疆拓宇，蔚成大宗则以30年代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一批青年词学家的崛起为显著标志。以词人批评而言，龙榆生成果尤其突出。

龙榆生唐宋词人专论共有九篇文章，它们是：《南唐二主词叙论》、《东坡乐府综论》、《苏门四学士词》、《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清真词叙论》、《漱玉词叙论》、《试论朱敦儒的〈樵歌〉》、《试谈辛弃疾词》、《与吴则虞论碧山词书》。

龙榆生的词学批评是遵循着他自己所提出来的“批评之学”的原则的。他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中提出批评之学“必须抱定客观态度，详考作家之身世关系，与一时风尚之所趋，以推求其作风转变之由，与其利病得失之所在。不容偏执‘我见’，以掩前人之真面目，而迷误来者”^[41]。简言之，就是知人论世和细读文本的结合。

《南唐二主词叙论》主要论述的是李后主词，龙氏认为“欲了解后主词，必先知其性格与所处之环境。其前后两期绝端相反之生活，乃所以促成其词境之高超，其作品亦判若两人”^[42]。由其切入点可知，龙氏不仅深谙传统诗学“知人论世”的方法，同时对于西方理论也是积极地汲取。如对后主性格与所处环境，龙氏考察了四点形成后主词的成因：一、后主嗜好音乐，此为造成其词的基本条件；二、后主性仁爱而懦怯，思想与行为因之发生矛盾，此为造成其词之次要条件；三、后主酷好浮屠，故多悲愍之怀，此为造成其词之附带条件；四、后主夫妇唱随，足以增加其对文艺上之兴趣。其对小周后之风流韵事，更足证其思想与行为之矛盾，此亦为造成其词之附带条件。至于后主词风前后期不同，龙榆生也联系其两期生活的巨大差异亦以论证。这种极富现代科学意识的论证在当时无疑是走在时人的前列的。

《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是一篇为贺铸词张本之作。贺铸词为民国词学界所忽视，胡适《词选》中未录贺铸词，龙榆生以为此是咄咄怪事，因为龙氏认为贺词不仅在“诗人的词”中独具一格，而且其词艺兼有东坡、美成之长，实为当时词坛巨匠。为此，龙氏从贺铸词风的多样性，情感的充沛性、内容的丰富性、音律的谐美性以及用典的活泼性等诸方面证明^[43]，可谓洋洋大观，令人叹为观止。

龙榆生论词特重词人词风的演变及词人的创新和词史地位，可以说，龙氏论词是站在文学史的高度全面地把握一个词人的。《清真词叙论》、《试论朱敦儒的〈樵歌〉》等论文就是这方面的杰作。龙榆生的周邦彦研究无疑在周词研究中具有典范意义。《清真词叙论》从周词成就之因，周词风格，周词词风之发展，周词之影响及地位等方面详细讨论之。以周词风格之发展而言，虽然周邦彦作词时间不尽可考，但龙氏特能从其可考之作推断周词风格的变化。如周邦彦三十后出京，龙氏认为其“词境渐由软媚而入于凄惋”^[44]，并举《少年游·荆州作》证之。再如周邦彦官溧水后词风，龙氏认为渐趋于清疏、幽咽及沉郁顿挫，所举诸词亦于时于地可考，至于周氏晚年所作，龙榆生亦举《西平乐》(稚柳苏晴)词为例，说明其词风之趋于萧飒凄凉。论及周词之影响，龙氏认为可从声律和文字两方面考察，声律方面，一从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三家和清真词集讨论，一从时人笔记序跋之论介，一从后人词作词序之引述；文字方面，亦从字句、结构、笔力三方面来予以论述。这种巨细靡遗的论证不仅使我们信服周邦彦词之价值，即以当今而言，也启发我们文学批评不仅要入乎其内，而且要出乎其外。

《试论朱敦儒的〈樵歌〉》为龙榆生晚年未刊稿，一九九三年始由《词学》刊出。此文在论证方法上也秉承其早年所作，先是追源溯流，探绎朱敦儒词风之形成，联系朱敦儒早年的社会关系，实受苏黄，尤其是黄庭坚的影响；南渡以后，朱氏词风发生激烈的变化，实时世所激，晚年由于对政局的悲观，渐流于追求乐天自适的词风。而朱敦儒词的特殊价值，龙榆生认为有二：一是洗尽尘埃，自然超妙；二是采用口语，清新朴素^[45]。尽管结论最后从当时流行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来考察，然均是有的放矢，确为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