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学问，自家性情——由“不俗”论看陈衍诗学观念的现代转型趋向

复旦大学　孟　昕

“诗学之盛，极于晚清。”^[1]清末民初，在康、梁等人出于社会改造诉求而大力倡导“诗界革命”、以黄遵宪新派诗为代表的诗歌近代化实践如火如荼进行之时，传统旧体诗并未从此消亡，而是通过《学衡》等现代媒介继续发声，其实际影响一度远胜于新派诗甚至日后的白话新诗。其中最富于生命力者，当推陈三立、陈衍、郑孝胥、沈曾植等人之同光体。1912年至1917年间，同光体理论家陈衍(1856—1937)先后在《庸言》《东方杂志》上连载《石遗室诗话》，1923年编《近代诗钞》。“自其所著诗话及所选之《近代诗钞》出，海内之为同光体者，益复靡然向风。”^[2]“海内诗人辈起，不鄙衰朽，谬许为老马识途，往往先施下问。”^[3]“诗界革命”发起者梁启超在民国后亦回归旧体诗创作，与陈衍有过传统诗学的切磋^[4]。在此种背景下，他在1934年又著成《石遗室诗话》续编。在近代文学革命的冲击下，同光体传统诗歌何以仍受到如此青睐?我们或许能够通过对其诗学批评思想的考察一探究竟。作为中国古典诗学集大成的最后一位理论家，陈衍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对传统诗学的承袭与总结，那么这其中蕴含了怎样的新变元素?其形成的动因是什么?这一传统诗学资源的最后形态与新文学的发展有着何种关系?本文拟从其诗学理论核心“不俗”论切入，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