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国旧体诗话的入世情怀

吉首大学　彭继媛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诗话自北宋时代崛起以来，一直以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专著形式而跻身于文苑诗坛，作为传统诗学的一种著述形式，它的存在是与传统旧体诗的写作和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走过宋的崛起、金元的衰落、明代的复兴、清代的鼎盛，时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诗话发生了历史性的创新和变革，出现了“旧体诗话和新体诗话”^[1]并存的局面。而旧体诗话作为与中国现代文论著作并存于现代语境中的传统文化的一支，一直因单线性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弊端备受冷落，加之1912—1917年间旧体诗话数量颇丰，因此本文所指的“民国旧体诗话”当是指1912年至1949年间用文言写作、沿袭了中国传统诗话体式的诗学批评论著，可视为清诗话之延续。而民国旧体诗话作为新旧知识、中西文化并存的社会产物，必然地表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共存的复杂品格。“现代性”在此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价值尺度，它有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意味着对过去的反抗、现在的偏爱和未来的企盼。它是在与过去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的前提下又体现出了对于当下独特价值的肯定与关注。以此角度来观照民国旧体诗话，一部分民国旧体诗话因批评主体知识结构、文化思想的现代嬗变导致了民国传统诗话“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反应，诗话文本作为批评客体从诗话批评对象、题材内容、诗论、批评形式、批评思维等发生了一系列相应的现代嬗变。而就诗话题材内容来说，传统诗话诗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探究诗歌源流、论得失、述本事、谈诗法之类，因为诗话之起源本来是诗界同好记叙诗林轶事、共赏名篇佳句、交换写诗心得的一种随兴而作的批评体式。在这样的情势下，历代诗话批评家几乎与世隔绝，毋需有深切的社会关怀，也不必有那种集体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具有强烈积极的政治介入欲望的诗话在历代传统诗话中是极为罕见的，直到清末诗话这种批评文体才开始全面系统地反映现实社会人生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清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专论鸦片战争时代之诗，《饮冰室诗话》专论戊戌变法过程中的诗人诗歌，但这样的传统诗话毕竟是少数。而到了民国时期，数量高达几百种^[2]的旧体诗话中关心时事政治、社会人生、历史变故以及凸显时代特征的诗话逐渐增多，本文选取民国旧体诗话中的南社诗话、滑稽诗话及其他较为突出的旧体诗话作为考察对象，深入分析民国旧体诗话作家们的入世情怀，并通过这种入世情怀折射出民国旧体诗话中所蕴涵的现代性思想质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