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的分期与词风演进
对宋词的分期早在清初尤侗就开始注意到了。尤侗《词苑丛谈》序：“词之系宋，犹诗之系唐也。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词亦有之。唐之诗由六朝乐府而变，宋之词由五代长短句而变。约而次之，小山、安陆，其词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词之盛乎；石帚、梦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风斯晚矣。”[14]这种划分当然只是一种模糊的认识，不仅对词人时代的先后有所混淆，而且其对姜张词派的偏袒也由此可见。
民国时期首先对唐宋词进行分期的是胡适。胡适在其《词选序》中将唐宋词作分为三期：歌者之词，诗人之词，词匠之词，具体而言，胡适认为苏轼以前，是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东坡到稼轩、后村，是诗人的词，白石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15]。20世纪三十年代，出现了一批词史著作，如王易的《词曲史》、吴梅的《词学通论》、刘毓盘的《词史》、胡云翼的《中国词史大纲》、薛砺若的《宋词通论》等。王易、吴梅、刘毓盘诸作并未对唐宋词进行分期，胡云翼《中国词史大纲》只论述到北宋，显然是受胡适的影响。因为胡适认为自南宋以来，“词匠的风气已成，音律与古典压死了天才与情感，词的末运已不可挽救了”[16]。而当时一般人之认识，也多为胡适之说笼罩。龙榆生先生在《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文中提到“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中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书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17]。
对于胡适的唐宋词分期，龙氏承认胡适的划分大致可得相当之验证，但具体到各时期，则多有疵病。以“歌者的词”阶段而言，李后主、冯延巳之词决非“歌者的词”，即“诗人的词”阶段的东坡、山谷、少游诸人他们的词亦多付“歌者”，就算广被物议的梦窗词，也“尽有悲壮苍凉、哀感缠绵而不能自已者”[18]。
对唐宋词的具体分期，龙榆生在《中国韵文史》书中及《两宋词风转变论》、《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等论文中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中国韵文史》出版于1934年8月，上篇讨论诗歌，下篇讨论词曲，龙氏在凡例中即开宗明义地表明宗旨“本书注重体裁之发展与流变，于作家行谊，多从省略”[19]。故而其论词史，一不以南北宋之别立论，二不以豪放、婉约等词派立论，仅以词体之由简入繁，由疏入密，由浅入深来系分唐宋词史，这一论述角度不仅发前人所未发，而且立论公允、细致。其对唐宋词史的划分共作十二期，其目如下：一，燕乐杂曲词之兴起；二，杂曲子词在民间之发展；三，唐诗人对于令词之尝试；四，令词在西蜀之发展；五，令词在南唐之发展；六，令词之极盛；七，慢词之发展；八，词体之解放；九，正宗词派之兴起；十，民族词人之兴起；十一，南宋词之典雅化；十二，南宋咏物词之特盛。
由目可见，龙氏之论确乎不偏不倚，且高屋建瓴，胜于时流。三十年代初词界颇多讨论《云谣集杂曲子》，然对《云谣集》诸词对词体之推动，要以龙氏此书为首倡。即以学界所熟知的苏轼词，龙氏以前学者多注意东坡在开创豪放词派上之功绩，而龙氏注意到“轼以才情学问为词……由是而伤今怀古，说理谈禅，并得以词表之，体用遂益宏大”[20]。则龙氏认为苏轼之功不仅在“开宗立派”，更在于一洗士大夫卑视词体之心理，而推动词体之发展。
《中国韵文史》对唐宋词的分期更多地着眼于词体的演进，而《两宋词风转变论》尽管也受《中国韵文史》影响，以词体演进作为主要依据，但在论述过程中更多的是从不同时期的词风演变入手，并运用丹纳的“时代、地理与环境”理论进行详细论述，龙榆生认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有时代关系，物穷则变，阶段显然。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21]。具体而言，两宋词风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一，南唐词风在北宋之滋长。前人论词，多重《花间集》在北宋之影响，龙榆生则据词人之地域与风格而判，认为《花间集》中作者十之七八为蜀人，实自为风气，与他地流通殊少。而南唐词在江西实盛，宋初能词者皆籍江西，晏殊和欧阳修深受冯延巳影响，一得其俊，一得其深。晏几道自序《小山词》亦云“试续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22]。此期词学上的特点是“作者多致意于提高令词之风格，而尤着重于句法之变化”[23]。令词境界之高，则以小晏为极致；二，教坊新曲促进慢词之发展。小令词发展至极致后，渐不为社会流俗所理解，教坊乃“竞造新声”，慢词为之兴起。龙榆生言“北宋词风之转变，实以教坊新腔为最大枢纽”[24]。由于慢词悦俗之故，当时词人柳永、张先、秦观等人莫不为之，而柳永极意于慢词，“其长篇巨幅，开阖变化，顿挫淋漓，开后来法门不少”[25]；三，曲子律之解放与词体之日尊。此时期词风，以东坡词的出现为转变契机，其特点则在“破除狭隘之观念，与音律之束缚，使内容突趋丰富，体势益见恢张”[26]。东坡词的出现“亦词学发展必至之境”，盖词成为一种成熟的文体后，文人不仅用于聊佐清欢，作者之性情抱负，得充分表现于曲子词中，词体日尊，而距原始曲情益远；四，大晟府之建立与典型词派之构成。教坊作曲，冀取悦于俗，故词语尘下，朝廷制乐，则求于雅丽，故大晟府之建立实造成北宋后期词风之转变，而周邦彦乃集大成。清真词之特点一在知音，二在备修法度，三在修辞之醇雅，所以慢词发展至周邦彦，“既无柳永词语尘下之病，又无苏轼多不协律之讥，为文人学士所乐闻，亦为伶工歌妓所喜习”[27]；五，南宋国势之衰微与豪放词派之发展。宋室南渡以来，时势艰危，乐谱散佚，不期然而词风为之一变，尤以辛弃疾成就之大与用力之专，故稼轩词派得以形成。稼轩词之特点：“一为英雄抱负之充分表现，二为语汇之无所不包，慷慨淋漓，一洗儿女情态”[28]；六，文士制曲与典雅词派之昌盛。宋室南迁，偏安局定，“知音识曲之士，慨旧谱之散亡，思所以挽救之，乃各潜心乐律，腔由自度”[29]，而权贵亦极意声乐，故姜吴一派兴。此又南宋词风转变之一大关纽。观龙榆生讨论宋词转变过程，其不仅联系时运，也与词人创作密切相关，同时与词乐之升潜浮沉攸关。
龙榆生先生的词史分期对后来影响甚大，此二种论著均发表于1934年。薛砺若《宋词通论》也对宋词有具体的分期，此书1937年初版，可以说是在胡适、龙榆生两家分期的基础上而深化的，而且可以说更多的是受到龙氏影响。他将宋词分为六个阶段：第一期由宋太宗至宋仁宗天圣、庆历年间，约六十余年，以晏、欧为代表，然没什么特创和自度的腔调，只是五代词风的光辉集结与终了；第二期由宋仁宗天圣年间至宋哲宗时期，以柳永、苏轼、秦观、贺铸、毛滂为代表，是北宋词最灿烂、绚丽的时期；第三期由哲宗末朝，历徽宗朝，至北宋灭亡前，以周邦彦、赵佶、李清照为代表，为“柳永时期”的总集结时期；第四期自宣和以后起，至南渡后庆元年间，以朱敦儒、辛弃疾为代表，是由苏轼至辛弃疾的一个最光辉的时期；第五期由嘉泰、开禧间起，是苏辛一派词的终了，姜夔时期的开始，以姜夔、史达祖、吴文英为代表，而姜夔则由“诗人”自然抒写的词渐变成一种“诗匠”雕斫藻绘的词了；第六期为南宋末期，是“姜夔时期”的稳定与抬高时期，代表人物有王沂孙、张炎、周密三人[30]。
由薛著可见，尽管薛砺若在对南北宋词的评价上倾向不同，但六段的分期与龙榆生的词史分期却若合符契。此后的文学史论述，可以说不脱龙、薛二家之苑囿。那么我们对于龙榆生词史观的价值与意义，其实应该需要更丰富、更客观的认识。
龙榆生的唐宋词史观也体现在他的词选编选上。关于龙榆生最负盛名的《唐宋名家词选》，香港学者吴宏一先生曾撰专文讨论，曾大兴先生在其论龙榆生词学一文中也有涉及[31]。尤以吴先生所论深辟细致。我们这里则需要补充如下几点：
1.龙榆生词选的历史构架不仅来源于朱祖谋、况周颐等传统词家的影响，同样也受当时学术界主流学者胡适等人的影响。吴宏一先生论文特别注意龙榆生因为修订《唐宋名家词选》而体现出建国前后龙榆生词学观念的变化，也注意到龙榆生选词和修订过程中受到朱祖谋、况周颐乃至汪精卫、张东荪的影响，可说具有特识。然而比较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修订版和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32]，我们也更可以清楚地看出龙榆生作为选家的独具匠心所在。
《唐宋名家词选》修订版选宋词六十九家，五百五十五首，《宋词三百首》重编本选宋词八十家，二百八十三首。通过选目可知，《宋词三百首》选词数量居前十位的是吴文英、周邦彦、姜夔、晏几道、柳永、辛弃疾、贺铸、苏轼、晏殊、欧阳修(9首)、史达祖(9首)等十一位词人；《唐宋名家词选》修订版选词数量居前十位的是辛弃疾、苏轼、周邦彦、晏几道、贺铸、欧阳修、柳永、姜夔、秦观、晏殊。这两种词选中前十位的词人竟有九人重合。另外，《唐宋名家词选》修订版所录词人与《宋词三百首》相同者也多达五十人。这种高度的认同性说明龙榆生选词的确受到朱祖谋很大的影响。朱祖谋曾有宋词七大家之说，进苏而退辛，虽然从选词数量上不足以看出这一动机，但总的说来还是反映出他的意图的，而龙榆生选词也很好地继承了其师的观点。当然，在这十大词人的具体位置上，仍体现出龙榆生与朱祖谋的不同认识，如修订版直接以辛弃疾、苏轼居前两位，姜夔由《宋词三百首》的第五位调整到修订版的第八位，贺铸由《宋词三百首》中第七位调整到修订版的第五位，欧阳修由《宋词三百首》的第十位调整到修订版的第六位，吴文英则没有进入修订版的前十。具体到词人的去留增删，《唐宋名家词选》修订版增加的词人有黄庭坚(十四首)、朱敦儒(十四首)、潘阆(五首)、吕本中(五首)、陈亮(五首)、朱淑真(三首)、张耒(二首)、王雱(二首)、王观(二首)、魏夫人(二首)、苏庠(二首)、孙道绚(二首)、文天祥(二首)寇准(一首)、张升(一首)、梅尧臣(一首)、陈师道(一首)、李廌(一首)、张舜民(一首)等十九人，摒弃的词人有赵佶、钱惟演、朱服、时彦、刘一止、韩疁、李邴、蔡伸、周紫芝、徐伸、田为、李玉、吕滨老、张抡、程垓、袁去华、陆淞、章良能、严仁、俞国宝、张鎡、卢祖皋、潘牥、陆叡、黄孝迈、潘希白、黄公绍、朱嗣发、彭元逊、姚云文等三十人。增选数量达两倍以上且录词数五首以上的词人有张先、欧阳修、晏几道、苏轼、秦观、贺铸、辛弃疾、张炎、李清照、张元干、晁补之、叶梦得、陆游、张孝祥、刘克庄、僧挥、万俟咏、蒋捷等十八人。
龙榆生在词人去取和词作选择上何以与朱祖谋有如此不同?应该不止吴宏一先生所论：“他逐渐摆脱了朱祖谋的影响，也逐渐摆脱了晚清以来崇尚姜吴等南宋词主寄托的影响，越来越标举他所喜爱的苏、辛等豪放词家，也越来越注意唐五代迄北宋词体的演进及若干能够‘卓然自树或别开生面’的词家在词史上的地位。”[33]实际上，龙榆生选词观之所以与朱祖谋区别越来越大，与他对唐宋词史的一以贯之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这种认识跟胡适对唐宋词的认识是有很大关联的。
龙榆生的词史观见上文论述。对胡适词史观的具体回应则见于《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一文。此文前言部分中曾对胡适的《词适》予以纠评。他认为胡适所论唐宋词史的三阶段“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大致正确，而具体到词人的归属及词作的选定则有不妥之处，如以第三段论，“既以姜白石、史梅溪、吴梦窗、张叔夏诸人为‘词匠的词’，而承认其为第三个段落中之代表作家，则选录诸人之词，必取其匠心独运，结构严密，音律和谐，足以代表某一作家之作品，乃不失为历史家态度。今观胡氏《词选》中所录姜、史、吴、张诸家之作，率取其习见之调，或较浅白近滑易者；集中得意诸阕，反被遗弃”[34]。龙榆生选词注意“历史家的态度”既是他在《选词标准论》提出的“显示其本来面目”的延续，也是他受胡适影响的明证。胡适不仅早在1922年《国学季刊》创刊词时提出国学研究的目的即是“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而且在其《词选》自序中也反复宣明《词选》代表其对词的历史的见解。而龙榆生不仅在词选中特意彰显贺铸的词史地位，也专文论述贺铸何以特出。其原因也是对胡适《词选》的一个重大纠正。龙榆生说：“而其最大缺点，则所录第二段落诸作家中，竟遗贺方回是也。方回词原与美成并称，且与苏门词人张耒友善，间接受东坡影响，能充分表现作者个性；于胡适所谓‘诗人的词’之条件，备足无遗。”[35]此就贺铸一人而言。观上文所述《唐宋名家词选》修订版于词人的去取，其所增词人多为“诗人的词”的代表，所删词人多为“词匠的词”的代表，即可见一斑。
2.认为《唐宋名家词选》的选词宗旨是以苏、辛为尊似有不妥。吴文认为《唐宋名家词选》标举苏、辛等豪放作家，曾大兴也认为龙榆生词选是其标举苏、辛的重要举措。这种说法是不够妥当的。观其选目，苏、辛二人之词确属最多，但豪放词人之作并没有得到过多的关注。以辛派词人而言，除辛弃疾(四十四首)、刘克庄(十一首)录词上十首外，其他词人均在五首以下，所收辛派词人也不过四、五人。苏门词人虽录较多，但秦观、黄庭坚、晁补之、陈师道、李廌等人词均不可以“豪放”目之。这其实正体现了龙榆生对“诗人的词”的重视。至于传统的婉丽词人之作，在词选中也占有相当分量，以比例而言，也远在一半以上，可见龙榆生忠实于历史的态度。
3.龙榆生选词特别注意唐宋词的音乐性特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意选择唐五代时期一些绝句形式以及单片形式的词，体现出诗词演变之迹；二是对宋词的选择注意挑选一些创调词人之作。龙榆生选词特重音乐性，其凡例九条中即有四条相关。分别是：第三条“词缘乐曲产生，故于声律方面，不容忽视。本编于此亦加注意”；第四条：本编所录唐五代词，依花间、尊前诸集先例，兼收若干七言绝句体，如竹枝、杨柳枝、浪淘沙之类，以见诗词递嬗之迹”；第八条“词为依声之作，举凡抑扬抗坠声情缓急之间，关系于句读、韵脚者至巨，惟各家亦常小有出入。因之除用标点外，别创符号，置于字下，以·表句，⓪表平韵，△表仄韵，借代词谱”；第九条“词中领句字，为关纽所在，以用有力之去声字为多，借以承上启下”[36]。此外，词选中多录创调之词，有些词人仅录一首，这些词作中则多创调之作，如张志和《渔歌子》、寇准《阳关引》、张升《离亭燕》、韩缜《凤箫吟》、晁端礼《鸭头绿》、毛滂《惜分飞》、张舜民《卖花声》、李甲《帝台春》、鲁逸仲《南浦》均为作者所创之调。
4.龙榆生此选虽特别注意词家客观历史价值，但也的确有一些自己的选词意趣。《唐宋名家词选》也带有便歌和尊体之意。虽然龙榆生在《选词标准论》中认为选词应“纯取客观”，便歌、传人、开宗、尊体之言“在今日固已无所用之”，然而由于龙榆生对词的特性的认识及民国以来词坛的现状，在他的《唐宋名家词选》中，仍表露出选家的独特意趣。简而言之，《唐宋名家词选》仍体现出“便歌”和“尊体”的意图。《选词标准论》谈到曲度不传之后，“后人选词，以各调字数多寡为次，且从而旁注平仄，作为图谱者，盖本其意”[37]。《唐宋名家词选》其实也是如此，上文我们详列《唐宋名家词选》中注重词的音乐性诸条凡例中可以见之。词之尊体，实导学者以法度。龙榆生曾撰《今日学词应取之径》、《晚近词风之转变》、《论常州词派》诸文讨论了词学门径。《今日学词应取之径》发表于1935年1月，其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激烈。日本帝国主义逐渐控制了华北地区。在这民族存亡之际，龙榆生有感于时势，故竭力鼓吹苏、辛词风。文中云：“私意欲于浙、常二派之外，别建一宗，以东坡为开山，稼轩为冢嗣，而辅之以晁补之、叶梦得、张元干、张孝祥、陆游、刘克庄诸人。……庶几激扬蹈厉，少有裨于当时。”[38]可见，龙榆生提倡苏、辛之词是有特定的时代语境的。以学词门径而言，龙榆生并不认为当限于此。同文中言：“必欲于苏、辛之外，借助他山，则贺铸之《东山乐府》、周邦彦之《清真集》，兼备刚柔之美，……参以二家，亦足化犷悍之习，而免末流之弊矣。”[39]1941年发表《晚近词风之转变》时，更明确地提出应以周、贺、苏、辛四家为法。可以说，龙榆生此时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学词观点。同年，发表《论常州词派》一文，更推而广之，从词的各种体式出发，提出了词学的“十八家”之说，其文云：“今欲救常州末流之弊，允宜折衷浙、常两派及晚近谭、朱诸家之说，小令并崇温、韦，辅以二主、正中、二晏、永叔；长调则于北宋取耆卿、少游、东坡、清真、方回，南宋取稼轩、白石、梦窗、碧山、玉田。”[40]我们再用其理论来对照其《唐宋名家词选》修订版，发现两者之间可谓若合符契。《唐宋名家词选》修订版录词前五名为辛弃疾(四十四首)、苏轼(四十二首)、周邦彦(三十一首)、晏几道(三十一首)、贺铸(二十九首)。其中晏几道以小令见长，而其他四家适为龙榆生所鼓吹的新“宋四家”。其他诸家则欧阳修居第六(二十七首)、柳永第七(二十五首)、姜夔、冯延巳第八(二十三首)、韦庄第十(二十首)、秦观第十一(十九首)、温庭筠第十二(十八首)、晏殊第十三(十七首)、张炎第十四(十四首)、李煜第十九(十二首)、吴文英第二十四(十首)、王沂孙第二十七(八首)。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即便是建国以后，龙榆生的词学主张也是始终一致的。
5.《唐宋名家词选》在选源上尤具特识，与前代诸选不同的是，龙榆生此选词作多来源于词人别集，也表现出龙氏选词力求体现词人风貌之整体。古人选词，多从总集中选录，致有鱼目混珠、管中窥豹之叹。自朱祖谋选《宋词三百首》始，学者始注意从词人别集中选词。此以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尤为着力。如黄庭坚词集，共有两种，一为《山谷琴趣外编》本，一为汲古阁《宋六十家词》本，两本各有不同。当时胡适《词选》仅据汲古阁本，而后来胡云翼编《宋词选》，则将这两种版本混为一谈，在龙榆生词选中，则明确地标示各词版本。此外，龙榆生所选某家词，亦有源于多种总集者，可以看出龙榆生选词之用心，如李煜、王安石、王雱、赵令畤、李清照等人词。这种尽可能地选用足够多的词集版本作为选源，正体现出龙榆生严谨、客观的忠实态度。而且，龙榆生在“词人传记”中特别著明词人现存词集的各种版本，对于读者按图索骥的研究也是一大裨益。